宪政与民治的关系虽形影难剖，然其根本意义与作用，则有区别，“民治之精义在以民决政，宪政之精义在以法治国。民治为本，宪政为用。”二者相辅而行，方可具今日民主国家的实质。
我们若要在今日民治宪政的波澜中，加以寻声考迹，当可在洛克的时代背景与《政府论两篇》，索得流源。
（1）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洛克一如霍布斯，亦提出自然状态的主张，也以人性的解释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内容则迥然有异。他认为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领域，又人性并非如霍氏所描述的自私好争，而是有社会倾向，依理性以行动，这种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共同的规范与判断的标准。”洛克称之为人心之中的“上帝之声”。而自然状态中的人人，就是“依理性而居”，故充满理智与和平。
自然状态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领域，但并非可放纵欲为的世界，它仍须受自然法的管治，并受理性的指导，因为“上帝给人理性，同时也给人与理性相伴的法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相信：“人类不仅有能力认知自然法，并且可以像数学命题一样予以证明”，所以他说：“在自然状态中，有自然法治理，人人皆受其约束；而理性，那就是自然法，它训示就教于它的人类：人人皆平等独立，无人得以侵害他人之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在洛克所述的自然法诫训中，绝大部分关于个人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权利是人人本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中以生命、自由和财产最为重要。自然权利源于自然法，故亦受自然法的保障，当国家成立后，政府更要加以维护。这种思想成为17世纪以来宪政思潮的主流，更导成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的《权利法案》。
（2）社会契约——自然状态既然是和平的世界，何以人人欲脱离而进入政治社会呢？洛克指出，这是因为自然状态存有三种主要的“不便”：缺乏一部明确而周知的法律，这部法律是经由共同的同意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为决定一切争执的共同尺度；缺乏一位大公无私且为大众通晓的法官，人民赋予他有依据确立的法律以解决一切争端的威权；缺乏拥护判决而使之能执行的权力。简言之，即缺乏一部保障自然权利的制定法，以及解释和执行该法的机关与威权。
洛克认为要补救这些缺点，就须建立一个文明的政府。于是人人经由共同同意而订立社会契约，并创建一个政治实体，其目的就在保障全体人类的自然权利。
洛克运用社会契约至少有四项特点，影响日后民治宪政原则的发展，至为深著。一，他主张社会契约，并尽可能保存自然的自由（Natural freedom）。人人所让出的，仅是执行自然法的权利，其他的权利仍保留如昔，而且，因人天性上是自由、独立、平等的，所以社会契约须经全体一致的同意。这些犹欲停留在自然状态的人，对他们亦不加强求。所以洛克希望有两项限制：其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其二，契约的订立绝对要基于同意。二，这项契约是自由个人间的同意缔造，而不是治者与被治者间的订立，前者所给予的，只是“受委托的权力”或“信托”，其目的仅运用于达成社会的公共利益。三，社会契约只能草拟一次，因此如何获得立约者后代的同意呢？洛克提出“默认”的原则。他认为当个人达到成年而续受政府的保护与恩惠，毫无退出转往其他社会或前往“新世界”另辟天地时，他们就是默认现存的政府与契约。四，多数决的原则。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它的决策不可能完全赖于全体一致的通过，因此洛克主张：一旦社会契约成立，多数决将代表社会而行动。
（3）政府机关的组成原理——社会契约订立后，各人就步入政治社会，成立政府，肇造国家。政府既系根据契约而创立，则其权力应以契约为依归，而其目的则在确保人民的自然权利。若政府不能履行此契约，甚或违约，人民就无服从的理由，更可“诉之于天”（Appeal to Heaven），实行他们的革命权利。足见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是今日民主政府的根本要义。
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途径，洛克认为当在政府机关的分权原理之运用。他主张政府的治权可分为三：立法、行政与外交。这三种权力分置于不同人的手中，因任何人同时握有行政权与立法权，最易造成专制。不过洛克似有意置行政权与外交权于同一机关，而且以为立法权是人民自己的权力，故应由人民自己或其所选举的代表行使之。
在洛克的理论中，极力主张立法权至高无上，是人民用以指导国家活动的权力，行政权与外交权均附属于立法权之下。但立法权亦非无限制：例如不得随意征税，所定法律的适用应公平不偏等等。若行政机关荒废庶政、立法机关有愧职守，致违背应有的托负，人民既可撤废更易，重立新政府，故最高最后的权力仍属人民所有。
摘自《宪政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