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实”的政治理论

 
　　本书所展现的政治理论史乃是根据这样一项假设撰写而成的，即有关政治的理论本身也是政治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各种政治理论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现实情势，而是作为社会环境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被生产出来的——所谓社会环境，在这里是指政治本身也存在于其间的那种环境。对政治行动的目的，对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对政治情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对政治意图所设定的义务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反思，实是整个政治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这种思考乃是伴随着各种制度、政府机构及其所关涉到的各种道德的和物理的压力（人们至少倾向于认为，政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压力）的演进而演进的。
　　立基于上述观点，政治理论与政治本身一样，都是无尽头的，因此政治理论史也不会有终结性的一章。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一个遥远且神圣的目的地的话，本书作者也不会谎称对之有所了解。从整体上来看，政治理论很难被认为是真实的。在其所隐含的各种要素当中，政治理论还含有某些对事实的判断或对各种或然性的估计，因而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判断或估计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此外，政治理论还涉及它试图综合的各种要素之间所存在的某些逻辑自洽性的问题。政治理论一定会含有种种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偏好或种种集体的价值判断和偏好，而这些价值判断和偏好则会扭曲对事实的理解、对或然性的估计以及对逻辑自洽性的权衡。批判最可能做到的事情是将上述三种因素（即对事实的理解、对或然性的估计和对逻辑自洽性的权衡）尽可能地区分开来：防止把偏好与宣称逻辑的必然性或事实的确定性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任何当下的政治哲学都不可能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哲学更超然于它与各种问题、各种价值判断、各种习惯甚或与各自时代之偏见的种种关系之外。一个历史撰写者至少应当防止“自我中心主义”（eg-oism）的倾向，因为它会使每一代人都把自己幻想成是一切时代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除了忠实于各种史料（这是每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或除了承认有所倾向（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有的品格），他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允无偏的。在另一个意义上讲，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便是撒谎。
　　如果一个读者有兴趣，那么他是有权接受某个历史学家个人的哲学倾向的。
　　至于本书作者的哲学倾向，我在总体上赞同本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所述休谟在批判自然法过程中得出的各项结论。就我所能达致的认识而言，任何逻辑的推论都是不可能探明任何有关事实之宣称（any Allegation of fact）的真实性的，而且不论是逻辑还是事实也都是不含有价值的。
　　因此，我认为，把上述三种因素（即逻辑的推论、有关事实的宣称和价值评价）混为一谈的企图——无论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中还是在马克思对它的修正观点之中——只能使自然法体系中固有的思想混乱现象长期延续下去。
　　以某种认为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演进秩序或历史进步秩序的信念，去取代那种有关理性不证自明（rational self-evidence）的信念，乃是在用一种更无从证实的理念去替换另一种无从证实的理念。就存在着任何类似于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的理念而言，它似乎只能属于对或然性估计的范畴，而且在应用的过程中，这种估计通常是不可能的，甚至还始终是高度不确定的。
　　至于各种价值，在本书作者看来，它们始终是人们的种种偏好对某种社会事实的状态和自然事实的状态做出的反应；在具体情形中，价值是非常复杂的，甚至都无法用诸如“功利”（utility）这样一个不严谨的语词对它们做一般性的描述。不过，有关经济因果律的思想（the idea of economic causation）却很可能是19世纪给社会研究所增添的最富创造性的洞见。
　　从这样一种社会相对论（social relativism）的视角去撰写西方政治理论的整个历史，很可能是一项比审慎的学者所应欲求的更为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所要求的那种广博的知识，正是本书作者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未掌握的。■
　　《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卷，（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一版。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