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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新著《市场、法治与民主》

 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经济改革,不但已引发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体制、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速率,从而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得到迅速的扩张。自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近10倍。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外,3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带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的变化是,当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稳态的封闭经济体了,而是一个把久远的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行政运作方式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见Polanyi, 1944/2001,p. 51)。不管如何评价卡尔·波兰尼的这一著作,用他的这一判断来形容当今中国社会,似乎有些道理。经过30年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当今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整个“社会的运作已经服从于市场”,从而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了。这一格局在社会表层的表现是,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等机构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经济化”或言“商业化”了。这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诸多社会机构及其事务的“商业化”所带给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一个方面,而整个社会结构诸多其它方面均正在发生一些深层次的变革。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基本格局,向中国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的历史要求。这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学人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这些原理去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的实际运作,而且还须懂得中国的政法传统、历史传统、文化精神、数十年中国计划经济实践所遗留下来的行政惯性运作方式,以及过去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并且还需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交往形式和以及各种习俗和惯例作为自己理论思考以及观察和判断中国社会运作及其未来走向的“支援意识”(英语为“subsidiary awareness”——当代西方一位认识论哲学大师Micheal Polanyi语, 见Polanyi, 1962)。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人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些较为清醒和确当的把握。这实际上要求真正有洞见的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懂经济学,还要具备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格局中,笔者作为一名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师,并作为一个中国30年改革的经历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在近几年来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中,阅读的文献越来越杂,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发散:不仅阅读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的一些文献和书籍,而且也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并非在现代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的论文和随笔。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笔者自2004年以来所发表和未发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在经济学的“边缘”甚至“域外”思考的结果。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除一本学术论文集《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韦森,2005)和一本文萃精选集《思辨的经济学》(韦森,2006)外,这应该是继《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韦森,2001)和《经济学如诗》(韦森,2003)之后笔者的第3本随笔论文集了。这里亦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2001年3月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后不久,自己就深陷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繁忙行政事务之中了,因而,从2003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随笔短论,大都是在极其匆忙的行政事务的夹缝时间里应一些国内报刊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所邀而针对即时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而匆草“赶写”出来的。结果,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是说“经济学随笔”,不如说是“时评”和“政论”。也正是由于近几年时间紧蹙所逼迫出来的这一写作任务的“转型”,收入这本集子中大部分文章,所用的“语言”和“文类”(genre),很明显偏离了我以前在《经济学如诗》中所表达的那种“以诗一样的语言写诗一般的经济学”的理想和诉求。第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繁忙的行政事务压得自己没有“闲情逸致”在语言上“精雕细琢”从而实在无能“把经济学像作诗一样来写作”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原因:通过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实际运作的观察和思考,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及背后,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聚。尽管一些社会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财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短缺,民众的怨气和其它社会各种不安定元素在积累,等等——暂时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缓解了,或者说被暂时掩盖起来了,但是,如若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不能得到解决或至少缓解,这个社会迟早要出问题的。这也终将会对中国“长期的”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产生某些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并出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担忧,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尤其是在自己的“博客日记”中,我对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分析和评论,并表达了一些直言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当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介书生,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和评论能够被社会所接纳或“付诸实施”。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必要并有责任——或用英文来说,有一种“calling”——把自己觉得那些感觉应该是对的和符合“天理常道”(providence)的事理讲出来,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果巨大而辉煌,这是无人能置否的;但是,伴随者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过程,一些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当然,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现实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中不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这里的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面以及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否“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已。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断出现并持存、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在究竟如何看待其严重性和其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且不论,但我这些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而不能经由“走回头路”的方式来解决。故这里可用一句简短的话语来概述收入这部文集的所有文章的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呼喊着我们这个社会朝前走”。尽管这部文集所呼喊出的声音也许并不大,或者说传播范围可能非常有限,但这毕竟记下了在下这一介书生近些年发自肺腑的一些呐喊。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东西方——尤其是近现代——的经济史、法制史和政制史的有关文献,并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东西方市场生成与扩展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专著。随着这方面的研究的推进,人类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法则或言“天道”(providence)在我心中渐渐地明朗起来了:在人类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均主要有赖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和扩展;市场分工和交易要不断深化、成长和扩展,需要某种良序的能保障市场交易当事人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就不可能良序运作。西方各国近代兴起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正在不断地昭示出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信念,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以及当今中国当下社会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正在把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渐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如果人们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经济体成长的“年轻时期”(即高速成长时期)就积极稳妥且渐进性地启动中国的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只需付出较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的话,如果认识不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大趋势,或者说为了某种短期的“社会安定”和“近期绩效”而尽量拖后中国政制改革时间表,待到已经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且绞缠在一起从而社会矛盾已经甚为激化的时候,或者说待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熟期”或“中老年时期”,任何“伤筋动骨”的政制改革,都须得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付出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

概言之,经历了差不多4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和30年经济改革实践的当代中国,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毫无疑问,在人类21世纪初的现今世界格局中,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苦难经济演变史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中国30年经济社会改革的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和辉煌的,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这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就这过去的30年来看30年,或者说不能仅与中国近4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相比来评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只有把中国这3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历程置放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兴衰的历史长河里,把它还原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及在与其它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比较中,方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位置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庆贺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当下,在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面前,这里谨奉上这本粗浅文论汇编的集子,以期与关注着我们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之路的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一起来共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部文集的出版,应该首先感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施洪俊总编辑和三联书店的贾宝兰(全国政协)委员。没有施总的鼎力支持,这部文集不可能这么快就能面世;尽管这本书因时间考虑最终没能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最早促成我形成汇集和出版这部文集之想法的,是贾宝兰女士。另外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部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我与一些学界好友、同事、学生和一些博客网友的交流中形成的,故几乎每篇文章,都包涵着我的一些好友、同事、学生和博客网友的意见。更应该铭记和专门致谢的是,一些同事和学生,曾逐句逐字地帮我修改文章。然而,由于这些好友、同事、学生和网友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名了,谨一并致谢!另外,这部文集中许多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报刊杂志的编辑约稿、催稿和费心编辑的结果。有许多报刊杂志的编辑,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文章的催成者和编辑者。这里也谨一并致谢!这其中包括《文汇报》的季桂保主任,《经济学家茶座》的詹小洪主编、《瞭望·东方周刊》的黄琳编辑、《中国新闻周刊》的黄艾禾编辑、《读书》杂志的编辑贾宝兰女士、《文景》杂志的执行主编杨丽华女士、《解放日报》理论部的杨波编辑、搜狐财经博客的何建晔编辑、天益网的郭琼虎编辑,等等。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这部文集的责任编辑蔡欣和闫柳君二位女士。没有她们辛勤细心的编辑劳动,这部文集不可能这么快、这么精美地摆在读者的面前。

在当今网络时代里,一本书作者的署名可以是个人的,但最终发表或出版的文论以及其中的思想,却显然已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自个的思维成果了。愿这部虽签署我的名字,但已经包含着诸多人思想、意见、建议、编辑辛劳等之集体智慧结晶的作品,能带给读者和社会一些有益的思想,以呼喊和促进我们这个社会朝前走。

是为序。

韦森于2008年4月21日初识于复旦,6月9日改定

(这篇“自序”曾发表于《读书》杂志2008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Polanyi, Karl, 1944/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中译本: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Polanyi, Michael, 1962,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

本: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韦森,2001,《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3,《经济学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5,《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公司。

韦森,2006,《思辨的经济学》,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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