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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大洋两岸的对话
之一: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本文于2009 年3 月1 日中、英文同步发表中文版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三十九辑 2009.1 英文版发表于: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网站www.cigionline.org 

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95 年,林毅夫教授就曾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 <经济研究> 创刊四十周年》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者、留美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经济学家茶座》也刊登过大量的相关文章。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John Whalley 教授的注意。John Whalley 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 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 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邀请余永定、汪同三、李实等几位与他熟识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补充和评论。借此机会,我们还邀请了田国强、陈智琦、洪永淼等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王诚、姚洋、张军等经济学期刊主编,以及多位青年学者共同汇聚畅谈。


与以往几次讨论不同,本次讨论起源于一位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讨论跳脱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争,在现代经济学语境前提下,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泛用模型问题,探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纯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既有经济学名家的点拨传授,也有知名青年学者的科研体悟;既包括学理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下面是一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客上发出的困惑:

“经过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历,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自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方面的。

1、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和首要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良好的品德。

2、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

3、作为一个学者,如何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 追逐热门?个人兴趣?现实中的关键问题?

4、作为一个学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追逐前沿方法?采用适合的方法?” (吴一平,浙江财经学院) 

也许,这篇文章会给跟他具有类似困惑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一些启发。

一、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一)John Whalley 教授访谈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 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 》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2008 年10 月16 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 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 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二)几位学者对John Whalley 教授观点的补充和评论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张顺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学特聘教授,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访问教授(2000.9-2006.9)  王一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副主任 陆  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郑兵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余永定:

我和John Whalley 教授是老朋友了,我们就此问题有过一些交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照搬外国理论的情况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情况稍有不同,由于通常以问题为导向、为政策服务,所以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太严重。相反,我们在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汪同三:

John Whalley 教授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现代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依赖的自由市场等假设与中国(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有较大差距。在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既不要因为它同中国经济现实的较大差距而全盘拒绝,也不要因为其理论框架的成熟完善而直接照搬。

就数学的作用而言,它作为一种工具,对经济学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分别强调过数学在各个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认为:“一种学科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在辑入《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一则札记中写道:“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成熟的程度。”尽管数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学终究不是数学。数学作为工具是为经济学研究服务的,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应该以有利于解释现象、解决问题、阐述观点为原则。

李实:

John Whalley 教授与中国几代经济学家都有交往。在上世纪80 年初来中国访问时结识了浦山先生,后来两人成为挚友;80 年代中期曾邀请赵人伟前去加拿大西安略大学作学术报告;近几年他接受了多位国内中青年学者到加拿大学习、进修、做合作研究,我所熟悉就有岳希明、辛贤、张顺明、刘晓昀等。从2005 年开始他与我一起主持“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内青年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的贫困、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三年下来该项目已资助20 位青年学者。通过密切的合作,我对他有了更多地了解,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学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各种资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帮助中国学者提高研究能力都是出自真心的喜欢,而不具有任何的个人功利性,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地方。

据我所知,对国内部分经济学者(不仅仅青年学者)只注重分析技术,忽视问题重要性。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在国外学者中不止John Whalley 教授一人。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 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提到他一次去非洲访问,看到那里的博士生们虽然熟练地掌握了最新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但对本国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感觉,在英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下去他们很难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我认为,John Whalley 教授对国内青年学者的提醒非常及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也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多学一些分析技术是必要,要做到有“一技之长”,但是不可以把分析技术看成万能的(当然没有现代的分析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它只是做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我们把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时,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解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实际状态、运行方式的熟悉,二是对统计资料的熟知,三是对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认知。在一定意义上,“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大都是“舶来品”时,不可不重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匹配性。

张顺明:

我跟John Whalley 教授学习、合作研究多年,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Whalley 教授从1980 年代开始访问中国研究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教学研究有很好的了解。他一直强调要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重要问题。

中国需要独特的经济学吗?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2008 年5 月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和厦门大学还联合召开这个专题的小型研讨会。Whalley 教授认为我们是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经济政策,不涉及到是否需要中国经济学。

关于可计算性一般均衡,Whalley 教授是奠基人之一,他是1970 年代初开始用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研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中国在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李善同教授。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对这个内容理解不够好,一是对经济理论掌握得不够好,二是数理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应用起来经常出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加强培养中国青年学者,好好研究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

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特别是SSCI 检索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越来越难,我们应该强调和重视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说明你的论文被国际上学术界的认可,当然应该是职称晋升的标准;国际上排名好的大学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为什么不呢?我们应该有一部分学者做出高水平的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问题是中国很大一部分学者不作这种国际学术标准的研究,他们一直盯着国内的《经济研究》等杂志,不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就不会作国际上认可的研究,也不会指导学生作这种研究。结果他们往往把标准定为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有的还排斥国际学术期刊。特别地,国内的考核是要每年算分的,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很容易,这样可以评先进、升职称;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既难又慢,显然处于不利的境地,你完全可能三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学一学国外,用五六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考核期;如果你六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发表论文,我不能说你很弱,但是我可以说你学术上不够强。

王一鸣:

我和John Whalley 教授是在2000 年认识的,此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Whalley 教授研究的经济问题很广泛,他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尤其在公共财政、国际贸易、WTO 协议等领域研究突出和著名。他非常擅长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进行经济政策及其效应评估研究,他的研究很注重经济学理论含义而不在于精细的预测,比如说他的一些文章出人意料地给出与现有经典文献结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也反映出他的理论功底很深厚和经济学感觉极佳。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每年都要多次来中国的北京、上海、厦门、四川等各地调研和学术交流,已做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研究并部分已在国际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因此Whalley 教授是一个既娴熟西方经济学,又比较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风格的人,他关于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出现的问题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非常赞叹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所存在现象的敏锐观察。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也给出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应该注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其次,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也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数理模型研究的范式,但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该模型是否适合我国的情况,即其假设条件是否成立或是否过于简化抽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此时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不能忽略可能起关键性影响的中国特有因素变量或部门。但有一些模型,尤其时间序列模型,还是基本上可以照仿进行变量或变量间动态分析;第三,在数据处理上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数据变量的定义或界定,比如说边际成本里到底应包括哪些部分。数据如有问题很难想象其结论是可靠的,而这方面我们很多人则显得更加随意,当然这有在国内数据获取困难或所获取数据质量不佳的原因。还有,很多模型里涉及的系数,在国内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或严格的确定,这对我们研究造成困难。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模型处理中注意中国因素、模型条件的成立或近似成立,再加上数据处理得当,是可以很好地用来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另外,我们在反对西方数理模型随意套搬的同时,也要防止在没有数据和模型检验的前提下,轻率地凭教科书上经济学理论给出结论或建议,抽象空谈论经济现象和政策也有像随意搬用数理模型一样照搬西方东西的危险。

 

陆 铭: 

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多年前,Dwight Perkins 就曾撰文,以他在韩国的类似经历提醒中国学者,要小心地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以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John Whalley 教授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参加了Whalley 教授和李实教授共同主持的“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和他有过很多次交流。Whalley 教授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想法,是非常需要给国内的青年学者们了解的,特别是当这些问题由对构建模型有深入了解的一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提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来记录历史,把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学知识不适用于中国,恰恰相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中国事实的很多方面,但也肯定不是全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构成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比如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基于家庭的社会资本,还有户籍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正确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与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嫁接能够给中国的事实提供更为准确的解释。等中国的事情讲清楚了,也许在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以后,那时的经济学家将能够更为科学地总结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含义。当然,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可持续并且可以被借鉴的。

中国的发展体现出了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所缺少的,只是在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被重视,这其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中国的学者们除了要发表论文以外,真正的懂得中国经济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郑兵勇: 

我跟John Whalley 教授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我看来,他这种担心是太多余了。John Whalley 教授是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 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我就经常跟他聊,谈自己的研究,也谈中国经济,几年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中国问题一直很热心,每年都会到中国来。2008 年两次到上海,他都到上海财经大学来,他和我谈了很多中国经济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跟他谈起我自己的研究时,Whalley 教授都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经济学者都喜欢也应该做些技术性比较强的研究,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但等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就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但思想性强的研究。这个时候,由于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名气,你的研究也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在我看来,Whalley 教授的这个建议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当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还很不够,因此在现阶段,鼓励年轻学者多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发文章,未尝不好。这就像中国现在一些已经做得不错的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业,先模仿别人,再搞自主创新。只有第一步成功了,才能站稳脚跟,才有资本搞自主创新。如果没经过模仿阶段,就谈自主创新,那不就如同初生婴儿,爬都不会就要他跑一样了吗?

回国这两年来,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认为我们这些海归学者都只顾在国外发文章,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想研究中国问题。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做出太大的贡献。


第一,这些问题都很难,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对我们这些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在国外大学受过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训练,但就研究能力来说,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对大问题难题的把握能力还不强,要想一下子独立解决很难的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还不如先发几篇文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第二,在学术界,要想让别人接受任何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东西,并不容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尤甚。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还远未被别人接受,还处在Whalley 教授所说的第一阶段(年轻时候),人微言轻,即使自己的研究很有新意,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让人接受。如果你的研究不被人接受,那也难有太大贡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让学术圈认识你,了解你,只能通过发文章来实现。当别人已经认识你,知道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你的一些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也才容易被人接受。 


蔡跃洲: 

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和John Whalley 教授合作了三篇论文。他开阔大气的视野、对经济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经济学精髓的把握,让我大开眼界。在跟随Whalley 教授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Whalley 教授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数学模型、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多方面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在他的教导下,我对数学模型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现实政策性研究方面研究中的定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经济计量等在内的模型,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基于模型得出的结论很难做到准确,但可以提供方向性的参考;数学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在运用数学工具时,只有当边际增加的复杂性能够带来边际上更多更好的对于现实的刻画时,才是有效率的。如果能用简单数学说清楚的问题用简单数学即可。

事实上,Whalley 教授的研究正体现了上述风格。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领域的大师,Whalley教授并不推崇过于复杂的模型,而更强调文章的思想性。经常可以看到他从简单模型出发,针对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精妙应用。近几年,他还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很多重要的中国问题,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不平衡、户口制度、增值税等,很多处理非常巧妙。Whalley 教授也很赞赏Krugman 教授的研究风格,认为他的模型虽然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

此外,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经济问题,我们几个和Whalley 教授一起工作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除了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模型适用性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方向选择。Whalley 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劳动者供给行为时应该建立家庭的效用函数,但如果对中国经济学者进行研究,可能还需要做些修正,因为除了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外,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还考虑了对国家的责任。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具有牵挂民族、心系苍生的胸怀,他们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报国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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