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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在《吴敬琏传》的最后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一是表达对这位前辈的致敬,二是以此为追慕的方向。

  2009年12月8日,北京正处隆冬。一清早,我遵约来到吴敬琏老师的家中修改书稿。它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附近的一栋苏式老楼房里,屋子不大,却分外温暖。

  就在前一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决策层提出“稳增长,促内需,调结构”的九字方针,而“调结构”的主题正是吴敬琏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为之呼吁的。在交谈中,听得出吴老的欣慰之意。不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增长方式的选择,绝非一则文件、一个口号就能够实现的,对于实质性的变革的发生,他似乎仍然忧心忡忡。

  就在不久前,他还专程到浙江调研,与数位企业家以及浙江省的老省长座谈,我也有幸与焉。期间,企业家们的焦虑和信心不足,甚至让他有点沮丧。

  2010年1月24日,是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80岁的寿诞。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最近的声音:短期政策与长期问题

  2010年1月,吴敬琏撰文《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过往一年多中国经济表现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他写道,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GDP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的问题是: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能否保证今后的经济走势不会出现另一个“V”字,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形走势。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

  所谓“长期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导致了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难题。吴敬琏警告说,如果只专注于短期经济政策,用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负债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那么,着眼长期的关键又是什么?吴敬琏的答案是,必须要促进居民的消费,而其基本的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换而言之,就是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吴敬琏不无担忧地写道,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这一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吴敬琏以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60年的观察:问题不在改革本身

  195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吴敬琏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研究经济学的第一重镇。他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0年,到1984年,被马洪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后任机构调整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80年的“救国”:改良主义者的回归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三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惟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曾有记者问他:“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

  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

  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优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吴敬琏式的胜利”。

  从吴敬琏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胡适、顾准等人的影子。

  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本文作者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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