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2010年2月11日号
在中国，人类学研究包括比较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新兴的分子人类学等等，总体上还说不上是显学，关注者寥寥。去年暑假期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好像也没有引起媒体的热议。但是去年春到今年初不足一年时间里，却有两项中国学者为主要参与者的成果被《自然》杂志作为封面文章登载，这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2009年3月12日，《自然》杂志刊登了南京师范大学沈冠军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博士等人撰写的论文，并把该文冠以《更寒冷时代的北京人》之标题，作为封面故事在显著地位向读者推荐。论文作者历时五年，利用铝铍同位素质谱测量法，对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石器和石英砂样本进行研究，证明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七十七万年前，而不是在这之前普遍认为的五十万年前。
2010年2月11日，《自然》杂志又以同样规格刊登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艾斯克· 威勒斯勒夫（Eske Willerslev）教授和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李英睿、郭小森等多人署名的论文《一位灭绝的古爱斯基摩人的古人类基因组序列》（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中、丹两国外，还有美、英、法、德、俄、澳大利亚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学者）。此文对丹麦的一个考古队在格陵兰岛一处永冻层属萨卡克文化（Saqqaq Culture）的遗址（距今约四千年）发现的古人类头发中提取的DNA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得出的结论是古萨卡克人在亲缘关系上与西伯利亚东部的恩加纳桑人（Nganasans）、科里亚克人（Koryaks）和楚科奇（Chukchis）人相近，而与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关系较远，他们大约是在五千五百年前从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迁徙到格陵兰的。虽然论文的标题沿用了人们比较熟悉的“古爱斯基摩”（Palaeo-Eskimo）这样的字样，但实际上古萨卡克人是与因纽特人不同的另一支由亚洲迁至美洲的黄种人。有关详情，还可以参阅张田勘先生发表在今年3月18日《南方周末》上的文章《美洲人起源问题新发现》。
沈冠军教授等对北京人年代的新测定目前还有些争议，而且多少会涉及现代人类的非洲单一起源说与多地区起源说之间的论战（笔者赞同非洲起源说），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笔者感兴趣的是中国学者通过对古萨卡克人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积极参与（据称测序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中方华大基因研究院完成的），在美洲原住民起源问题的研究上有了初步的“话语权”，这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
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曾把人类学（其中包括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称为观察人类过去的三个窗口。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和王先生合著的《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就是利用计算语言学手段及分子人类学和词源统计法等方法，试图对汉藏语系的语言和方言的发生学关系作出测定和分类。从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对世界上任何人群起源的研究都离不开语言学的探索，包括现存语言和已经灭绝的语言。根据美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格林堡（J. Greenberg，1915-2001）的分类，美洲语言可以分为三大类，即美洲印第安人说的“美印语”（Amerind）、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群岛人所说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所说的纳-得内（Na-Dene）语。
英年早逝的俄国天才语言学家谢尔盖·斯塔罗斯金（Sergei A. Starostin，1953-2005，也是汉学家，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美国汉学家白一平[William Baxter]、中国学者郑张尚芳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汉语上古音构拟方案，在汉语音韵学研究史上是千载难逢的佳话）曾主张“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古代匈奴人可能说与此有关的语言）包括在内，后来又把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苏美尔语等系属不明的语言材料加进去，从而形成“得内-高加索语系”，为汉语和汉藏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笔者认为：上述古萨卡克人说什么语言也值得研究。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的Edward J. Vajda教授等正在从事西伯利亚语言及其与美洲语言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这些语言学家都非常关注和重视分子人类学的有关新进展。而在我国，却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学家讨论这些大问题，跨学科研究的条件基本也不具备，这是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前沿相脱离的，实在令人遗憾。
美洲人和亚洲人在起源上有联系，作为东亚人，我们当然更关心亚洲人群的起源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大有进展。去年12月12日出版的另一国际顶级科学杂志《科学》发表了复旦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德国马普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所长金力教授等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共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泛亚SNP计划”，历经四年取得的研究成果，颇引人注目。这项研究显示，现代亚洲人的祖先走出非洲后，都是先到印度，又从印度进入中南半岛，然后到达东亚大陆，再由南往北迁徙，到达阿尔泰地区和西伯利亚。如果用树状图来表示人群的遗传结构，最根部的地方是最古老的人类群体，越往枝梢处越年轻。谱系树的根部是亚洲小黑人群体，即尼格列陀人，再分出南岛人（或称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再从中分出南亚人（或称孟-高棉人）；谱系的上面则是侗傣人、苗瑶人，再上面是汉藏人，最上面则是从中国北方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阿尔泰语族群，因此，阿尔泰人群其实是“最年轻的”（参阅2010年1月27日《文汇报》的报道）。
这幅亚洲现代人起源和迁徙的图景里也包含了说形形色色语言的不同族群。即以南岛人（Austronesians）为例，他们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其分布地区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南到新西兰，包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如果再加上这一地区说不属南岛语系语言的人群，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个族群，则语言的数量当达两千种以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近年来对南岛语和相邻地区语言的研究有长足进展，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美各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的主流观点是把台湾视为南岛语的“原乡”，与此相应的则是南岛人迁徙和分布是“走出台湾”（Out of Taiwan）的过程的假设。是耶非耶，我们认为应该从学术角度作深入探讨。这种说法，与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和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白乐思（Robert Blust）的研究密不可分。贝尔伍德是“农作-语言扩散假说”（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认为史前农业的扩张与人的基因和语言相伴随，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应在中国大陆东南，台湾则是史前南岛语族居民往外迁徙的第一站，以后在此分化并继续扩张。白乐思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关于南岛语系语言的综论性著作，厚达近九百页，已在去年正式出版。反观中国大陆，对南岛语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开展。也是在去年出版的吴安其先生的著作《南岛语分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该书在运用当代海外学者的新成果方面显得不足。中国大陆可能是南岛语、南亚语的“故乡”，中国语言学家应该在这方面奋起直追，并且以自己的研究收获回应和支持遗传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在阿尔泰语系的问题上也存在长达近百年的争论。说阿尔泰语的各族主要分布在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中亚、北亚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其人口如不把日本包括在内，当在一亿以上（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把日语、韩语都划在内，自然更多）。斯塔罗斯金与他的同事们在2003年出版了三卷本英文巨著《阿尔泰语语源词典》，反响热烈，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3月，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 ）与两位俄裔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认为阿尔泰语系的假设与印欧语系一样，是真实存在，可以接受的。但不知何故，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讨论这些问题时都集体失声，令人惋惜。
即使是在被认为关系到西方文明基础的印欧人起源和分布问题上，中国学者也不能认为与己无关。近年来从新疆（如著名的小河墓地）和西伯利亚等地出土的具有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特征的古尸与人骨，其所代表的古代居民当与吐火罗人、吐火罗语有某种渊源关系。虽然近世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但它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可能在印欧语系中只比最早分化出去的赫梯语晚一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学者们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作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大大有助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正在进行的对“吐火罗问题”的新研究，是弄清楚印欧人“故乡”究竟在何处的关键所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题为“丝绸之路的秘密”的新疆出土古尸和文物精品展览将于2010年3月27日至2011年6月5日在美国加州、德州和宾州的三个博物馆先后展出，相信也会促进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名满天下的美国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近年致力于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学和脑科学的整合问题，他将在今年8月首次访华并出席学术会议。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者，应该有大智慧，通过跨学科的努力（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遗传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生态科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整合），对解决中华民族、亚洲各族以至全世界各族及其语言的起源与演化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