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一书序言，该书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在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标题为本站编辑添加。
一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需要选择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820年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约为32.9%，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只有3%左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60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奇迹。尽管如此，到200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才恢复到6%以上。中国人均财富拥有量不仅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也还存在很大差距，人均经济总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因此，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和共同期盼。
工业革命前，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基于自己的自然体力和技能，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变成能够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产品，人一生的劳动能够形成可供人类生存和发展享用的剩余物质财富很少。那时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很融洽，河水清清，蓝天白云，万物繁衍，生生不息。但是，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 “温馨安详的春天”。技术进步使人类开采自然资源用以制造人造财富的能力达到了使“上帝”头晕的程度。上帝变傻了，人类不再敬畏他；上帝神秘的面纱被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一层一层地剥掉，他不再神秘。人类大量开采自然资源，大量制造产品，大量消费产品，同时把生产过程中和消费产生的被改变了物理和化学性能的物质——废弃物大量排放到自然界中。在人类看似不断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时候，地球作为宇宙中一个有生命的主体却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它发生了“内分泌紊乱”，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传统的发展模式使人类的幸福与自然对立了起来，经济增长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人类必须找到一种使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环境保护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增长滑坡暂时掩盖了资源与环境的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寻求经济、资源、环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 发展创造了财富，但需要追求可持续的幸福
人类创造经济增长的能力日益强大，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足够多的人造资产，使财富像泉流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流淌，而且似乎每时每刻每个人都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但除了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生产力如此之发达，世界创造的财富如此之丰富，以至于到处都生产过剩，但仍有很多人不能实现温饱。人造财富的快速增长真的使人类更加幸福了吗？
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也是后发国家追赶的目标。如今，美国却率先发生了几乎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致使经济衰退，大量劳动力失业，企业破产。中国古人讲“安居乐业”，家是一个人最后的港湾，但很多低收入家庭因为无法按时偿还购房的分期付款不得不将自己的住房交给银行，幸福何言？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大量增加政府投资以刺激需求。这些人均收入远超过中国数倍甚至15倍的国家，仍然需要政府大力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经济复苏。如果这些发展水平高的富裕国家的消费需求仍然不足以使生产保持稳定增长，中国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一直以不断增长的规模发展生产以应对经济危机？无独有偶，历史上的大危机几乎都是在最富裕的国家首先发生的。难道是人类生产的财富还不够多吗？
显然，即使最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仍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问题是，我们需要多少资源来支撑全世界各国都达到发达国家现有甚至更高的发展水平？环境能够承受吗？我们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发展不仅要为自己带来幸福，更要为子孙后代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我们怎样才会幸福？今天的发展模式是否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积累更多的财富，从而使他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什么才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财富？
100多年前，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将引导社会重复进入衰退和危机的轨道。显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应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模式。发展创造财富，使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生活在受污染的环境中不是幸福；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但入不敷出的巨大包袱也不应是幸福的一部分。人类需要创造财富的可持续模式，需要追求更加可持续的幸福。
三 正确评估财富和人类幸福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
人类到底生产了多少“财富”？尤其是，当我们在享受越来越多的人造产品而感到幸福时，我们也在因为环境污染失去本该拥有的浪漫世外桃源而痛苦。我们在生产更多人造财富的同时却不断毁坏自然财富，我们到底生产了多少财富而又损失了多少财富？我们获得了多少使我们更加幸福的净财富？这需要我们对生产的财富或福利、付出的代价进行全面核算，以便为分配财富和使财富无限地循环扩大提供管理信息。
为了衡量人们创造人造财富的数量，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创造了迄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其核心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总量或社会福利。这是人类经济核算的一大革命性进步。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到目前为止，各国几乎都在用这个体系进行经济核算，GDP成为全世界各国衡量经济发展或财富流量的主要指标。
但是，自SNA诞生以来，对它的批评就没有停止过。批评者认为，GDP把为创造社会福利而付出的代价也计算在内，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福利或财富的客观价值，不能正确评价人们的幸福和真实财富。例如，生产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遭到毁坏，但GDP只核算了创造产品而产生的附加价值或福利增加量，而没有核算污染带来的福利损失价值，更没有计算生态损失的价值。相反，人们为了修复创造财富而带来的环境破坏，或为了挽回不当行为以及人为活动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劳动投入的劳动价值也被核算入GDP，成为福利增加。例如，为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进行维修、地震后重建、打架斗殴引起的伤害治疗、吸毒的治疗等投入的劳动价值，也都计入了GDP。这给人造成了交通事故、地震、打架斗殴和吸毒也创造GDP或社会福利的印象。
我们且不说上述这些批评是否合理，甚或是否是对GDP作为一个中性指标的误解，对人类幸福、社会财富或福利进行衡量到底是否可行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财富或福利，什么是幸福，然后需要确定怎样对它们进行定价或定量，以便进行核算。然而，没有人能够准确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多少钱1千克或一小时幸福值多少钱；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告诉我们痛苦是什么，多少钱1千克或花多少钱可以避免一分钟痛苦。把一公顷森林变成耕地，是损失了财富或福利，还是增加了财富或福利？怎样对耕地和森林进行定价核算？
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因稀缺资源利用引起的效率和利益摩擦问题的科学。非稀缺资源因没有市场价值，因而没必要考虑利用它们的效率，也不存在因利用它们而产生利益摩擦的问题，它们也就不在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内。当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在量上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时，自然资源是无价值的，它们不构成人类财富或福利的因素。例如污染，当自然环境有足够的能力消纳人类排放的污染时，排放污染就不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接纳和消化人类排放的污染物成为自然界本能为人类提供的一种服务。当人类排放的污染物在数量上小于自然界的消纳能力时，这种服务是无限的，是没有价值的。因而GDP核算当然无须考虑污染等问题。
但是，当人类排放的污染多到超过环境的消纳能力时，污染排放就会使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影响人类的健康，降低社会福利。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立在生产更多且越来越多污染基础上的幸福生活就是不可持续的，这时核算社会福利就应该考虑污染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然而，现行经济活动生产的产品是按照生产产品消耗的人类平均劳动和市场供求关系定价的，而环境质量是由自然界对污染的消纳能力和污染排放数量之间的对比决定的。抛开环境质量的公共性和污染排放的外部性特征不谈，自然界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以及超出净化能力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失都是不可交易的。我们无法对污染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定价。无法定价，也就无法核算。
假设自然界对污染物的自净化能力和可提供的资源总量——可称为自然环境服务——都是一个恒量。在这个恒量之下，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均可用的自然环境服务极限就会减少。这意味着，在对污染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核算的情况下，只有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幸福生活才是可持续的。一种情况是享受“贫穷的幸福”，少排放污染，保持生态环境质量不变；另一种情况是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消除污染带来的财富损失。其结果可能是“表观财富”：GDP获得了快速增长，而净财富或“纯财富”并?有增加。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停留在享受“贫穷的幸福”阶段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发展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污染排放增加却不治理的情况下，虽然GDP增加，人类更“富裕”，但“净福利”却在减少。既有污染排放，同时也存在治理，就相当于一些人生产人类表观财富的产品排放污染物，一部分人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处理，或不断研究与开发少排放污染的生产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在保持最终污染排放减少或不变的情况下多生产产品，使人类走向“更富裕”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比较理想或者至少是可接受的。但即便如此，可以想象，由于这种可持续发展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富用于消除创造人造财富过程中产生的自然财富损失，这也有可能使得人类创造净财富的边际生产效率大大降低，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甚至使净财富或幸福指数降低，出现“更富裕”但未必更幸福的现象。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污染排放绝对量减少，或者是在不影响人类健康的基本前提下使经济活动规模更大，从而实现人类在更富裕的情况下的可持续发展，但净福利增长的“纯发展”速度将会不断减缓。
上述问题仅仅是发展和发展中的财富或社会福利核算问题的冰山一角，但它足以说明发展及发展核算问题的难度。很多专家、学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及其核算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探讨，到现在很多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四、理论探索的新进展：《幸福经济学》
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经济增长的环境与社会效应的理论与评估研究成果不断增加。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资源、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策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005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设立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工作组。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专家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作为工作组外方专家，与工作组中方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教授，课题组执行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教授等合作，开展对政府业绩考核评价、经济增长与环境评估对策研究。结合承担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研究课题期间在中国获得的启发，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出版了《幸福经济学》这部著作。
他以横溢的才华和带有魅力的语言，从财富、价值、经济、竞争、资本、货币、真实财富、幸福、生命资本、生态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这些今天我们以为很熟知的常用专业词汇的原始语义开始，深入浅出地带我们遍历古希腊文明、古代以色列经济伦理学、中国的“小康”中庸哲学、欧洲中世纪的中庸时代，从卢卡•帕乔利建立会计学，再到威廉•格瑞德唤醒资本主义的灵魂，开启道德经济之路，最后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和谐社会与真实财富的向往，并建立真实财富模型，试图用以指导资本主义走向人性化、道德化、生态化，通过真实财富模型来进行国民幸福核算和评估。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者相信，只要信奉原始感觉，回归人类善良本性，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和谐、幸福、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以一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评价其是否成功和幸福，而是以是否实现了人类之间的爱，是否实现了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的和谐，是否使自然生态和环境得到保护等来评价我们的幸福。我们体会到，作者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热情和信仰，虽然这种信仰有些理想化，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作者引用了莱亚德的忧郁：人类大致上已经征服了自然，但是他们还必须征服自己。因为创造幸福比创造财富更困难。
安尼尔斯基教授提出了一个真实财富概念和模型，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金融资本五个资本子模块，把所有与人类幸福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将产生良好感受的因素经过定量后计为正面因素，把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在内的使人类财富减少的因素经过定量后计为负面因素，对所有因素进行综合集成以后形成“净财富”，或称为真实财富，在对真实财富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形成真实发展指数（GPI），并用其来表征幸福指数。
作者的信念正是来自于他运用 “真实进步指数”对美国以及加拿大艾伯塔省的评价结果：1960~1999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GDP平均每年增加4.4%，而考虑其他更全面因素的GPI（真实进步指数）却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济福利持续下滑，甚至在美国股市处于大牛市时，其下滑的趋势也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4%，而GPI却在以年均2.7%的速率不断下降。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到2005年，这样的人只剩下36%。而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在安尼尔斯基教授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类是在用GDP作为评价社会福利和发展的指标。以作者设计的一个完美的经济英雄形象为例：一位嗜烟的晚期癌症患者，正经历着昂贵的离婚诉讼，他的汽车已冲入了20辆连环相撞?车祸里，因为他开车时一边接听手机一边吃汉堡快餐——上述所有行为都为GDP增长作出了贡献。尽管用真实发展指数评价“这位英雄”的行为是令人遗憾的，全是负面的结果，但用GDP评价时则是为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里无须一一列出安尼尔斯基教授对GDP的批评。正确评估人类发展的财富和幸福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安尼尔斯基教授试图用指标体系的办法另辟蹊径，这比仅仅用GDP表征财富更科学合理。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浪漫成分。因为，除了扣减环境损失和增加因美好的道德水平而产生的非交易性财富外，人力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提高与GDP都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没有GDP的增长，这些资本都难以增长。尽管如此，安尼尔斯基教授的尝试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用真实进步指数表征居民幸福的核算和评估方法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五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读完安尼尔斯基教授的书，思考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和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不作为，造成污染事件多发，国内曾经出现过类似安尼尔斯基教授那样较为强烈的批判GDP至上（或唯GDP主义）的倾向。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就业压力明显加大，似乎又出现了“唯增长主义”思潮，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思想也开始抬头。这两个极端都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偏差的表现。
否定GDP的倾向偏向于深绿的生态主义，忽视了拥有13亿人口、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现实国情，同时也忽视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有较强的财政投入支撑这一客观现实。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表明，在中国目前阶段，仅有GDP快速增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没有GDP的快速增长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现象，就全盘否定GDP增长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非在所有国家得到验证，但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阶段时污染排放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更加凸显了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好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更要解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唯增长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学术界对GDP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府将GDP增长作为唯一执政目标，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忽视利益分配公平，忽视环境保护等政府行为上。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承认的是，“唯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固然必须摒弃，但这既不是GDP核算本身的问题，也与作为财富核算的GDP指标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缺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意识，缺乏对社会福利的正确认识，把GDP与政府业绩考核捆绑在一起的畸形政绩观导致的结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唯增长主义”在政府层面已经失去政治基础。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市场需求虽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资源和能源消耗密集度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重化工产业为基础，虽然各级政府都已经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由于要办的事情多，财政能力仍然有限，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在规模上仍显不足，解决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难度仍然很大。
因此，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必须另辟蹊径。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最高级形式。实践表明，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运用资源消耗减量化、再使用与废弃物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减物质化，生产的清洁化，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全面发展循环经济，2010~2030年，中国有可能走出一个在资源消耗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实现国民经济再翻两番的“4倍跃进”模式，同时实现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0%、单位GDP能耗降低50%，为可持续发展和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安尼尔斯基试图用幸福指数取代GDP对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业绩，或用真实财富进行核算与评估，现阶段固然还难以实现，但其目的也是引导社会各层次主体把注意力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同时关注人力资本积累、自然资本维护、社会资本积累、人造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明白发展尤其是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它对改进政府业绩评价指标，转变政府行为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宏观基础和条件并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仍然会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也没有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引起的增长速度放慢而消失。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长期的选择和坚持。本书可以为我们在新一轮经济复苏与增长周期内制定恰当的战略和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开卷有益，希望读者能够由于读了本书而有所收获。
解振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009年1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