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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政府与经济转型

  读者下面将要看到的,是我过去几年中所写的部分文章,主要来自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所开设的专栏——“权利经济学”。该专栏始于2006年1月20日,第一篇是收入本书的《基于权利的经济学》,随后坚持写了一年半多时间。在此,我要对21世纪报系发行人沈颢先生为我在该报提供的机会表示感谢,向编辑祝乃娟为每篇文章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当然,除此之外,我也一直给其他媒体写作,这里也收入了若干篇以为补充。

   这些文章集中于讨论“我们时代”的若干“政治经济学”问题。对这两个词略作解释,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分散于几十篇文章中的基本线索。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转轨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制度转轨的内容当然十分广泛,仅以经济领域而言,至少包括建立、完善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制度、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制度、国家与市场之间确立其恰当的关系等。仅这些就已涉及广泛的规则体系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调整就在进行当中。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可以就近观察新规则的生成与旧制度的变革过程。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主流经济学界,似乎忽略了这样的时代主题。相反,他们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业绩,并且错把经济增长当成了制度转轨:因为过去若干年中国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他们就直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足成楷模了。   如果是在四五年前,这样的结论会得到很多人赞成。但今天,无数民众已经提出了质疑: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我何干?经济确实增长了,但民众的负担似乎加重了,甚至在很多时候,民众觉得自己的权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了侵犯。民众的这些感觉也许没有统计数字那么精确,但是,作为公共问题,民众的感受要比统计数字更值得重视。

   如此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也正是笔者在这些文章中试图予以揭示及尽可能理性地予以解释的问题。概括而言,我想说明,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在此之外,政府运用其权力,区分对待不同群体,促成了某种“强制性增长”。两者相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十分出色。而获得这种强制性增长的前提,恰是政府依然掌握着广泛的控制权。据此,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权力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权力所促成的繁荣是有代价的,这包括官员腐败、企业家频繁落马、贫富差距扩大等。当然,最大的代价是,民众对市场化过程本身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转轨的前景,反倒显得十分模糊了。

   现在,距离这些文章发表已有三年多,不幸的是,我所讨论过的全部政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为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缺乏解决严重问题的有效机制?这将意味着什么?

   应当说,这本书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对曾经活跃于公共空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至于我自己十分肤浅的经济学训练,基本上得自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其创始人是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门格尔,其在现代的代表人物是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正是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由此,我相信,惟有以权利的合理界定和平等保障为前提的繁荣,或者说惟有公道的繁荣,才是健全的、可持续的繁荣。本书各篇文章即以此作为分析范式,集中于讨论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讨论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路径,追寻通往公道的繁荣之路。

   当然,这些主题需要深入的研究与系统的讨论,只是我自己学力有限,时间不足,这些文章的立论及分析都有不成熟之处。尤其是它们都是为报刊所写,缺乏足够的深思熟虑,各篇文章之间也可能有一些重复之处。凡此种种,敬祈读者鉴谅为盼。

   秋风

   2010年4月8日

本文摘自秋风著《政府的本分》,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标题为本站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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