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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金融创新推动了人类进步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21日
  金融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当然不仅是消极冲击,也必然有正面影响。比如,由于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对金融的阅读兴趣大增,一时间,金融文章覆盖了报纸、互联网,相关书籍摆满机场书店,甚至在大众超市也很醒目,真是洛阳纸贵。只是,稍微细看,会发现尽是以“战争”为名的书,“金融战争”“货币战争”“资本战争”……本来当今世界平平和和,十分万幸,但灌满“阴谋论”的这些书,却让人感到处处硝烟弥漫,战火冲天。
  遗憾的是,这些“阴谋论”除了让社会过一次戏剧性的虚幻瘾,其实际效果是,让本来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会错失正面了解金融的机会,“阴谋论”是智力麻醉剂,使人以为可以由此逃离现代经济,躲回传统。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威廉·N·戈兹曼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十三四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反而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两位编著者——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我们对这些证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次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将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价值起源》的价值是多维的,不仅给我们详细解读今天已普及的金融证券的来历,而且,也是一部权威的从金融看世界历史的著作。它把世界各国都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考察过去五千年中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到中世纪西欧,到20世纪的金融创新,是如何推动世界进程的。■
  《价值起源》,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编著,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7月,本文为陈志武为该书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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