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原则的“政教分离”，在美国已经存在多时了。这种分离贯彻得非常严格，那里甚至没有官方的教派统计，因为国家要去询问公民属于什么教派，可能会被视为违法。
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宗教组织与国家关系的这个原则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一事实：就在仅仅25年前（1879年），美国的“无教派人士”据估计只占6％，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某些有特权的教会给予教派的所有那些非常实际的奖赏，尽管有大批的移民涌入美国。
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商人们一到这里安家落户并开始新的社会交往，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属于哪个教派？”问题会问得很谦和，而且看上去像是顺便一问，不过显而易见那绝不是偶然问问的。即使在纽约的姊妹城布鲁克林，这种悠久的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在那些不大受移民影响的共同体中则会强烈得多。
如果更加贴近地观察一下美国的情况，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到，社交与商业活动几乎总要涉及宗教的教派归属问题，它决定着能否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但更切近的观察可以使人看到，一种独特的“世俗化”过程正在稳步推进，一切源于宗教观念的现象在现时代全都汇入了这一过程。不光是宗教联合体——还有各个教派——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这种作用。各个教派发挥的这种影响衰落得相当缓慢。稍加留心就能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美国的中产阶级（除了非常现代的都市地区和移民中心）有那么多人都在纽扣孔上别着一个小徽章（各种颜色的都有），很容易使人想起法国荣誉军团的玫瑰形纹章。
如果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人们通常都会提到一个联合体的名字，有时还是一个具有冒险意味的古怪名字。这类联合体除了提供各种大量的帮助，几乎始终发挥着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这种联合体——特别是在极少受到现代裂变影响的那些地区——大都给它的成员提供了从每个有能力的同胞那里得到兄弟般援助的（道德）权利。如果他碰上了并非咎由自取的经济困境，他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已经在若干场合注意到，这种要求一再遵循的正是“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5）的原则，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普遍极低的利率。
因此，纽扣孔上的徽章也就意味着，“我通过了调查和见习，我的成员身份足可以证明我是一个绅士。”而且，这还意味着已被证明值得信赖，这在商业活动中乃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可以看到，商业机会往往会受到这种正当化的决定性影响。
所有这些似乎正在迅速瓦解——至少是宗教组织正在迅速瓦解——的现象，基本上仅限于中产阶级的范围。这些联合体是使社会成员向上进入积极创业的中产阶级行列的典型媒介。他们有助于在中产阶级（包括农场主）的各个阶层，扩散和保持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为数不少的（完全可以说大多数老一代）美国的“创业者”“工业巨头”、千万富翁和托拉斯大王都是各个教派，特别是浸礼会的正式成员。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人往往只是出于传统的原因而成为教派成员的。在清教徒时代，像这样的“经济超人”并不需要这样一种支柱，当然，他们的“宗教虔诚”的真实性往往也很令人生疑。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随着并且由于中产阶级才向上走的各个阶层，乃是特定宗教信仰取向的载体。的确，人们肯定会提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机会主义地随波逐流。
然而，人们也不会看不到，如果这些条理化生活方式的品质和原则没有得到普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而这些条理化生活方式的品质和原则，正是通过这些宗教联合体而保持下来的。
节选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附录一，（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8月（全新中译本）。标题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