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再监管及其民主

　　在雷曼兄弟破产两年之后，也就是欧美金融业劣迹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三年多之后今天，金融监管的改革终于浮出水面。
　　或许我们应该庆祝取得的胜利。毕竟，舆论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或许要持续多年——是由于30年前的撒切尔里根时期的过度去监管化运动所造成的。没有约束的市场既没有效率，更缺乏稳定。
　　但此次战役——甚至包括胜利本身——有点变了味。那些应该对此错误负绝大多数责任的一方——不管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英格兰央行和金融监管局，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或是其他私人银行业者，都没有正视他们的失败。
　　造成全球经济浩劫的银行业一直在反对一些势在必行的措施。更为甚者，它们居然受到美联储的支持，美联储本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反思过去失误，而现在却站在了银行业的立场上，没有履行监管的职能。
　　关键问题在于，这已经不只是历史和信任的问题：这多半由监管者来处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还能相信他们么？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硬性地”重构监管框架。原有的方法——让监管者自行修改——已经远远不够。
　　这自然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能相信谁呢？从复杂的经济学而言，我们应该相信银行家（毕竟，他们这么能赚钱，应该懂点什么吧。）和监管机构，这些通常（但不是一向）是从市场中得出的看法。但近些年发生的事说明，尽管经济衰退和公司损失惨重，但银行家自身还能赚大钱。
　　由此看来，银行家的道德水准令人质疑。一家法院将正在审理高盛的行为（在自己发行的产品上下赌注）是否合法，但社会的道德法庭已经就此作出了判决。高盛的CEO认为，自己卖空自身产品的行为，或是为其咨询的国家粉饰太平是“上帝的意志”，这是和我们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正所谓“魔鬼存在细节之中”。金融业的吹鼓手们努力试图新的监管方案符合其主子们的利益。这么来说，或许今后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才能看清，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能否成功。
　　但评判的标准已经很清楚：新法案必须抑制那些曾经破坏全球经济的行为，理顺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资本配置，提供信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建立有效的支付体系。
　　我们还是有所值得骄傲的事情：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已经设置；更多的衍生产品的交易正从过去的不透明的定制市场转向了交易清算所。一些臭名昭彰的房贷已经受到限制。再者，过去在信用支付中匪夷所思的高额费用——那些不符合公众利益而是只是落入银行腰包的费用——也大幅削减。
　　但我们面临的危险也不容忽视：那些“大而不倒”银行的处境比危机发生之前还要糟糕。监管力度相当有限：美国政府在上次危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履行其职责，无休止地救助股东和债权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怕经济崩盘。只要大而不倒银行存在一天，政府就会再一次“放水”。
　　大银行成功地阻止了一些基本改革，这一点都不奇怪；不过，美国参议院法案禁止政府背景的企业承销有风险的衍生产品，这有点出人意料。这些政府背景的企业破坏了市场原则，让大银行业者在竞争中受益，获得胜利不是靠其效率有多高，而是因为规模大到不能破产。
　　美联储对大银行的庇护（信贷方可以对冲自身风险）暴露出其背后动机。立法的目的不是禁止衍生产品的交易，而只是禁止政府拿纳税人的钱直接担保救助（想想1800亿美元的AIG救助计划？）。这不是什么正常行为，更不是信贷业务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限制大银行的权力。伏克尔法则就是很好的例子，目的是迫使政府担保的银行回归其借贷的核心业务，但美国政府却好像视而不见。
　　参议院法案中关于衍生物的条款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作为反对方的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显然是站在在大银行业者的一方。只有对政府支持的银行业（不论是否能担保，或是因为大而不倒而担保）的衍生物交易的限制条款最终得以通过，社会大众的利益才能胜过特殊团体利益，民主战胜金钱游说。
　　但是，正如绝大多数权威人士所预测的，一旦这些约束废止，这对民主来说，是一种悲哀——金融改革的实际意义更会荡然无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新书《自由落体：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沉没》现有法语版，德语版，日语版，以及西班牙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