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学者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0月9日辞世。经济学的主流源自英美学术传统，所以多数经济学家并不熟悉阿莱的研究工作，以至于不少经济系学生很好奇：一名经济学家可以因为“阿莱悖论”这样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阿莱获奖之后的第三年，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展望杂志》专请法国学者穆尼尔撰文介绍阿莱的学术贡献。穆尼尔将阿莱的经济学研究归纳为四大领域——关于市场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风险决策的理论以及关于货币过程的理论。法国学术素有跨学科的风格，经济学家阿莱也不例外。事实上，阿莱首先以物理学家名世。1959年，他根据自制钟摆的22万次实验的结果，证明地球引力向量在任何地点远不是定常的。这一结果称为“阿莱效应”，它足以构成针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挑战。也因此，在这一年，阿莱同时获得了法国天文学会颁发的“Galabert Prize”和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颁发的一项奖励。阿莱在政治科学领域也有重要贡献，还写过历史学著作。这些与其经济学贡献并列，阿莱被认为是“最后一位19世纪科学家”。
西方学术传统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学术分工，这一趋势延续到20世纪末叶，才逐渐被综合的趋势取代。阿莱早年的专业是工程学，只因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目睹了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的弊端，他才转而研究经济学，希望做一些对社会真实有益的事情。风险决策理论方面的研究，是阿莱最为经济学家熟悉的工作，所谓“阿莱悖论”。因这一悖论而引发的后续研究（即2002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等人的“前景理论”），不仅构成当代行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极大地动摇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始终居主导地位的“诺依曼-摩根斯坦”预期效用理论。萨缪尔森1983年曾感慨：假如阿莱的研究工作及时翻译为英文，足使一整代人的经济学研究路线完全改变。
在我熟悉的毕业于20世纪40年代或更早时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当中，阿罗和萨缪尔森，我认为是天才，而且只有这两位是天才。分享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蒙德，记得1998年我向萨缪尔森询问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一位天才。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我的这一评价。
阿罗上世纪50年代曾向远在法国的阿莱请求选派两名数学专业的年轻人，到斯坦福大学一起研究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阿莱推荐了德布鲁，后者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关键是阿莱提供了使阿罗和德布鲁在这一领域获得突破性成果的思路。至少，借助于德布鲁从阿莱在1943年-1952年间的研究工作学习并带到斯坦福大学的数理经济学技巧，阿罗和德布鲁得以严格证明了关于一般均衡分析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基本定理，这在这一期间阿莱的想象中表现为帕累托效率与一般均衡之间的等价性问题。这两项基本定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阿莱在60年代的研究重点是资本理论及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通货膨胀和货币问题。显然，这也是战后西方世界重建经济秩序时面对的核心问题。阿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曾自述，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是货币主义者；他试图同时拥有这两种“主义”的合理成分，他自称是一位自由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liberal）。他相信，政府应干预市场，但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寻求和维护更公平的竞争。现在被认为有先见之明。他是少数公开反对欧洲统一货币及欧盟统一市场的经济学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阿莱写了一本书提醒世人，可惜仍是法文的。他强调了自己一贯的立场，即市场原则必须被限制在它的适用范围之内，否则，如果我们听任市场原则滥用于它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滥用于政治、法律、思想学术等领域，那么，自由市场最终将使自由完全消失。
阿莱是巴黎一位奶酪制造者的儿子，父亲死于“一战”的德军战俘营。他的妻子在2003年辞世。他有一个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