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译
美国大选超越为政党活动家排序、获得真正的“快感”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奥巴马仍未引领大家进入“快感”新时代，诞生于“人生而平等、天赋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理念下的美国，也可以另一个玻璃天花板的消失为傲。
事实上，我们也会因正常发生的事情而稍感欣慰：一个惊人不受欢迎的总统领导的、带给美国一长段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政党，在大选中被打败了。共和党政府要求被打败的政党离开政府办公室。美国的建国者坚信政党轮替的原则。他们认为法律应该规定即使是成功的政府官员也应该在一段时间后“解甲归田”。毫无疑问，更多第110届国会议员将会获得特权，但这种特权并不会让复杂的“法律、法规和津贴”最大程度保护在职者。
布什和共和党人承诺选择、自由、改革和一个受约束的联邦政府。回溯1994年共和党对美国的承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认为“政府终究是太大、太强势、太不小心对待公众的钱了”。但在过去的八年间民主党政府大肆挥霍，超支为40年来最高，教育集中化、一场持续时间比二战还长的战争、一个帝王般的总统、侵犯公民权利、联邦政府侵入社会问题和个人自由、最后是对华尔街七千亿救助、这个数字在竞选的最后一月还在增加。相信有限政府的选民有无数理由来拒绝这样的记录。
我们加图研究所坚定秉持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则，立足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等美国价值观的基石。我们发表文章批评克林顿滥用行政职权、批评克林顿政府误导反垄断政策、批评他的国家建设实验、批评他不愿承担企业福利。我们的分析员也最早指出布什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肆意挥霍、以及在行政权、人身保护、隐私权、权利拓展、联邦婚姻法修正案、和拙劣的伊拉克战争等方面政府政策胆大妄为。
但我们也很高兴与两党政府在扩展自由和限制政府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与克林顿政府在自由贸易、福利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起步阶段有合作，而与布什政府则在减税、回应9·11袭击、健康储蓄账户、移民改革、社保账户等方面进行合作。当奥巴马政府延续布什政府最糟糕的错误或者推动增强和平、自由与繁荣的政策时，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和奥巴马政府合作。
当下的危机
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危机及其起因。这是一场由管制、补贴和干预导致的危机，更多同样的手法是不可能治愈这次危机的。克里斯多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提到一点：“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衍生的恐慌摧毁了我们对‘信用’的信心，一个识别方法是所有人被允诺了一切、几乎所有人都被民粹主义诱惑了。”
这个背景是银行收归国有和暗示为冒险行为提供联邦财政担保。美联储印行美元并调整利率，所以不管怎么看，我们的金融体系一开始就已经是自由市场失败的例子。与此同时，国会和监管者的鼓励使得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为了房地产按揭市场的的双寡头。财政部暗示性的支持了它们的债务，使得两房能扩大债务并进行高风险的交易。正如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说：“很少人注意到‘收益个人化’和‘损失社会化’让企业家更像赌博者导致了金融危机。”
华盛顿实际上认为拥有住房是一件好事，而更多的住房拥有率甚至更好。国会和监管者鼓励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而贷款提供者扩大了信用范围给那些不具有资质的人。为了给更多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联邦政府放松了首付标准，向贷款提供者施压要求增加可负担贷款的比例，并且暗示性的保证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扩张。所有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归为次级按揭贷款一类的数量激增，而这些贷款的质量急剧下滑。
联储的信用扩张政策使得这些贷款成为可能。正如劳伦斯·怀特（Lawrence H. White）在加图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提到：
2001年经济衰退时，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积极增加美元供给。M2年复一年增长加起来已经涨了10%，2003年下半年依旧保持了8%的增长。伴随着货币扩张的是联储不断降低联邦基金（银行同业短期）目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2001年初是6.25%，到年底已经降到1.75%了。2002-2003年持续下降，到2003年中达到了1%的历史低点，并且这一低利率维持了一年。联邦基金的真实利率为负——意味着名义利率低于同期的通胀率——长达两年半时间。从买方力量而言，这一段时间，贷款人并没有为贷款负利息而是从他的那部分贷款中获得收益。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总结了结果：“这开启了一切流动性周期的源头并且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需求泡沫。”
“每个人都被允诺了一切”——便宜的资金、快捷的借贷、以及上涨的房价。便宜的资金和这些买家推动房价迅速上涨。但好事总会到头的，尤其是基于不稳定政策的好事。当房价开始下跌，贷款买房的就遇到了麻烦。金融企业面临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联储和央行开始一系列不断扩张的救市。通常对待做了错误决定的企业的反应是，让它们破产或重组，让它们的资产和工人去更有效的企业。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政府插足让企业看起来正常运行。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认识到紧急措施仅仅是紧急——如果不是恐慌的——措施，不是长久之计。国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将政府从金融公司中解脱出来，并基于对过往错误的明晰诊断提出长远政策。正如倪凯南（William Niskanen）在第36章中写的那样：国会应该废除《社区再投资法》，并且停止向贷款提供者施压让他们放贷给不合格的借款人。财政部应该利用其权威作为保证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入流动性。联邦政府应该防止利用在企业的股权投资越权指导企业经营，并且应该以审慎的速度撤回对企业的所有权。
信用危机的一个教训是政治家喜欢“向每个人允诺一切”——低息、能负担的按揭贷款、高房价、低气价、家家户户有鸡吃。这就是为什么让政治家远离商业如此重要。
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是新的开始？
不少学界大佬和公众人物都声称信用危机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更有甚者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正如前头指出，这场危机很难说是自由放任、放松管制、自由化、或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由于多重误导性的政府干预金融体系运作造成的。这过去是现在也正是干预主义的失败。
但是除开这些因素，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会终结吗？毕竟，大萧条才是联储手足无措和高关税的主要原因。但一个错误的印象是，某种程度上自由放任导致了“新政”（先有胡佛然后是罗斯福）然后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的紧缩。新政是什么？是严格的银行管制、增加最高边际税率、政府干预以维持工资和物价水平、以及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所说的造成“投资者对其投资的财产权利和预期收益普遍不确定”的政府言行。这套政策延长了大萧条达8年之久，甚至更多，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与近期提出的应对2008年以来的信用危机的政策非常相似。
美国Slate.com主编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在危机伊始就宣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但实际上是积极干预导致了这次危机——而这恰恰是韦斯伯格所支持的经济哲学。所以如果一次大的失败能终结一种意识形态，那就让我们听到“干预主义的终结”吧。
如果这次危机使我们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是指那种一个中央货币当局操纵货币和信用、中央政府税收和再分配达3万亿一年、巨大的政府资助企业在按揭市场创造了税收支持的双寡头、税法鼓励过度使用债务融资、政府施压银行制造不良贷款——那么重新考虑“这种美式资本主义”倒是件好事情。否则的话，正如《华盛顿邮报》在十月份的一次社论中指出的：“政府支持的、一面倒叫好的资本主义正是今天遭遇危机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要说：‘死得好’。”
自由主义呼唤自由和责任、自由市场和公民权利、远离演播室和卧室的最小政府。而很明显，不管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自由主义都不在驾驶座上。
即使有对危机成因的误解，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自由主义理念都比韦斯伯格这样的学者想的更有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半个世界都拒绝资本主义，这使得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担心中央计划的经济会轻易击败资本主义国家，而某种衔接起一半是资本主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是未来潮流。但当世界在东德和西德、北韩和南韩、港台和大陆、美国和苏联身上看到了两个不同体系的结果，事情就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一个笨拙的、落后的方案，最好的结果就是停滞不前，最差的结果是实行暴政。
与此同时，西方的半计划经济体——英国、新西兰、美国及其他国家——发展出了一个经济僵化的软化版本。从197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中大部分都取消价格管制、移除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开放经济、削减税率、降低贸易壁垒。这导向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最终铁幕两边都认识到——私有产权和市场是组织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几乎同时文化革命开放了社会。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进入了西方世界社会思潮的主流。艺术、文学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个人化。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把我们引向了布林克·林塞（Brink Lindsey）在《丰裕时代（The Age of Abundance）》所说的美国今日是“毫无疑问的自由综合体”。
有人认为未来会出现更强大的政府，而另外有些人则认为会有更多的自由。《理性》杂志的编辑尼克·格莱斯比（Nick Gillespie）和马特·韦尔奇（Matt Welch）写道：“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节骨眼上，什么应该被称为自由时刻，高度个人化和高度扩张性的选择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与日俱增……现在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能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的‘乌托邦的乌托邦’早期草创版本，这是个人主义的新世纪，个人在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广泛结盟，使得1970年代（Me Decade）相比而言看起来更加社群主义。”
增税、依旧扩大支出、继续补贴冒险决策、介入企业决策过程等政策会降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使我们更像法国。法国有一个所谓的善良、温和的资本主义而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75%。国会有可能会选择去追求这些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国会确有可能这么做，而且很显然已经有类似的政策提案了。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更好的医疗、科技进步、更好的药品、更多闲暇机会、更清洁的环境、更先进的技术，简而言之，更多人过得更好——那么除了市场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而且如果我们更大的增长惠及更多人，那么路线图就是更广泛的个人选择和决策、以及自由主义的政策药方。
自由不仅仅是经济学
去年秋季经济危机占据了媒体头条，对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于竞选中推动的经济议程，自由和有限政府的支持者能提出很多批评。这更多关乎自由而不仅仅是经济。在奥巴马总统的其他立场上，我们发现许多值得尊敬的地方和合作的机会。
一早并坚定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使奥巴马在竞选中首次受人欢迎。2002年，奥巴马放言反对战争，正如加图的分析员一样。我们鼓励他立即行动从伊拉克撤军，并且启动从中东军事撤离的进程。在第49章中，泰德·卡朋特（Ted Galen Carpenter）建议当我们撤军时，组织区域性会议以推进稳定的和平。我们期待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会导向对军事力量的更大怀疑，第46章论战略和第50章关于伊朗提供了这方面的更深入的思考。
我们在其他领域也看到了潜在的共同立场：
·行政权。奥巴马在竞选中承诺将会扭转布什-切尼政府关于行政权的武断说法。例如他说：“在形势并不涉及要阻止真实的或迫在眉睫的对国家的威胁时，宪法并没有赋予总统单边宣布军事攻击的权力……对宪法权力国会强制限定了表达并且写入了法律，我不会用唱对台戏的方式称部署军队是宪法权力……我不会签署声明来取消或弱化业已成为法律的国会的指示……我反对布什政府声称的总统拥有宪法赋予的绝对的权力未经审判就以非法敌对人员名义扣留美国公民……总统不凌驾于法律之上，总司令权也并不赋予他使用国会已经明令禁止的酷刑技术。” 在西部山区（Mountain West）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宣称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也会基于对无证监听之类政策的关心而支持他。我们欢迎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承诺。在第10章中，基恩·海利（Gene Healy）讨论了总统战争权的过度使用问题。
·移民。移民是美国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如他们在历史上已经展现的一样。但这需要真正的政治技巧来寻找一条道路以推进边境安全，让已经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人获得合法身份，推动一个劳工可持续流动的可行系统、这个过程中政治狂热的声音盖过了非法移民的问题。然而随着经济放缓和媒体注意力转移，对移民的敌对声音看起来已经消褪。这可能是在国会深入辩论探讨一个灵活政策的机会，而丹·格瑞斯伍德（Dan Griswold）在第60章中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
·关塔纳摩。在第27章中，蒂姆斯·林奇（Timothy Lynch）呼吁国会恢复人身保护令、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并废除军事委员会法。国会和新政府应该驳斥美国就是战场的言论。国会应该取消“国家安全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并要求联邦机构在美国宪法框架内展开调查。建国者们知道人身保护令、也就是“大令状”（Great Writ），是个人自由的主要守护者之一。
· 毒品政策改革。我们认识到禁毒失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选民们在这个问题上跑在了当选官员的前头。有超过12个州，最近的是密歇根州和马塞诸萨州，选民已经投票允许大麻医用甚至大麻合法化。这些运动在这些州甚至比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更得人心，获得了更大比例的选票。国会和政府应当停止联邦干预各州的大麻立法运动、停止将止痛医生当作药贩子、改革或者最好废除法定最低刑期。此外，奥巴马并不是第110届国会成员中唯一承认年轻时候吸毒的人。可以推测他和他的吸毒同伙都不会认为把他们关起来就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区环境。难道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对禁毒令是否有效的彻底辩论么？如第33章所建议的，或许自由派和保守派可以先同意联邦药品法系统对各州而言是一个问题，而联邦药品管制法案应该被废除。
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有限财政是自由的重要基础，而声称秉持这些价值的党派在随后的工作中表现糟糕。对自由的限制远远超过了对税收和管制的限制。我们希望两党当选的官员能意识到审查、药品管制、政教不分、无证窃听、无限期拘禁、政府干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选择、以及其他类似政策的危害。早在1776年美国人就宣布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1787年他们起草宪法强调一个有限政府以确保这些权利。
结论
正如这本手册所示，亟待国会关注的问题比我们已经提到的更多。比如说财政改革。布什时期联邦开支增加了不止1万亿美元，或者说增长了70%（这甚至还是在预算外救市和经济刺激计划之前）。国家债务上涨更快，从5.727万亿上涨到超过10.6万亿，换言之上涨超过85%。2009年预算赤字接近1万亿。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而当选官员还在不断承诺更多用于从新武器到大学学费的一切支出。国会和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防止这种肆意挥霍。这本手册里就提供了削减预算的理念，主要是在第4章。
目前的开支率还尚未反映出开始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的累积性权益支出。权益支出已经占了联邦预算的40%。20年后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会翻番。社保和医疗保险的缺口已经达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巨大数字，100万亿。不出十年，这两项就需要超过25%的所得税，还要加上现在已经占用的工资税。国会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国会成员们准备好强加必要的税收负担去资助这么高的转移支付吗？我们希望一大堆美国人依靠来自联邦政府的支票过活吗？最终，这些权益支出的水平都是不可调整的。所以最好是现在就开始理性的改变而不是在未来几年陷入恐慌。第12章到第17章讨论了医疗和社保改革。
忠于尊重公民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建国原则在年景好的时候很容易。当我们被经济动荡内外夹击的时候，当公众焦虑使得把这些原则放在一边看起来是合适的时候，才是对我们信念的真正考验。对用宪法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严格遵从、以及对谨慎制衡体系尊重的重要性，在最强有力诱惑人们无视它们的时候才是最珍贵的。
对那些进入政府部门试图改善其他公民生活的人来说，可能最难接受的经验是对一个问题国会常常不需要做任何事——诸如教育问题、犯罪问题、处方药定价问题等。反对者会批评说：“你真的希望在问题持续发生的时候政府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吗？”有时候这正是国会应该做的。要记得医生们继承的古老智慧：首先，不害人。要对自由的人们有信心，当他们拥有自己的设备，他们会在政治环境之外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解决得更有效。
编者：该文是大卫·鲍兹为《加图决策者手册》第7版写的介绍，原文由李华芳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