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是两个概念。但我们把国叫做国家。在英文中，国是COUNTRY、STATE、NATION，家是FAMILY、HOME、HOUSE。在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等世界主要语言中，也都是国即国、家即家，只有中文把国称为国家。
在春秋时期，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封地称为家。最早关于国家的说法来自于《臧哀伯谏纳郜鼎》出自《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因此，“国家”的说法至今已至少有近3000年的历史。这种说法历史悠久，约定俗成，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概念下，国是大家，家是小国。
在中国文化里，在中文语境中，家十分重要。国是国家，集体是大家，厂是厂家，商是商家，店是店家，股东是东家；学问最高的叫大家，写书的叫作家、画画的叫画家、唱歌的叫歌唱家；当官的叫官家、打仗的叫兵家；家还是量词，一家企业两家企业；家是流派、学派，如儒家、道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以“家”为首的词条有七十多条。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这样的语境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环境下, 国有企业是“大家”的企业，只是这个“大家”实在是太大了，有13亿人。民营企业是小家的企业，但小家也是国之本，国之基，小家的集合也是不得了的大家。
能够把国当家治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能够把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所以孟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近代和当代，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把国当作家来治的负面因素，而没有研究把国当作家治的好处。例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把国当家，最后儿子李显龙还接了班，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中国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概念之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意义恐怕比世界其它国家都大。国企的鼻祖是汉武帝的盐铁专营，至今有2000多年历史了。国企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一直延续到清末，今天的江南造船厂、香港招商局、中国银行、马尾造船厂、开滦煤矿等等，都是清末国企的延续。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几乎达到百分之百，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比重曾经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现在通过市场化、股份化和国际化，国有企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再加上对其它性质企业的控股和参股，比重又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去年国企总共创造了30万亿的销售收入，2万亿的利润，上交了2.5万亿的税收，各项数据都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将大国企的销售收入与各省的GDP相比，利润与各省的财政收入相比，可以排在中间地位，可以说是富可敌省。
我想起2005年厉以宁老师创立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时，北大的其它经济研究和教学机构的领导都来祝贺。会上有人戏言，以后的经济不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了，都是民营经济，厉老师您的民营经济研究院把我们的饭碗都抢了。但未来恐怕不会如此，在中国，国有企业会长期存在。在一个封闭的国家经济体中，有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说法。但在今天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中，则很难出现国际政府之手。因此在开放的国家经济体中，对政府以国有企业调控市场、以国有企业掌控国家资源的方法要重新评价，对国企的作用要重新认识，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更是如此。 当然只有国企是不足的，只有国企则没有竞争、缺少活力、缺乏创新。二十世纪15个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试验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逐渐增长，民营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今天被福布斯统计的中国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数量达到63位,仅次于美国；民企的数量达到840万户，所谓“个体工商户”其实是微型民企的数量达到了3400万户，实现了1.8亿人的就业。我们可以想像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家企”。
家企不好吗？世世代代的家企不好吗？人类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发明了股份制公司，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有限公司负有限责任意味着可以欺诈然后逃避责任。上市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短视和急功近利。“家企”则不是这样，尤其是中国真正的家企更不会这样。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拥有源远流长家谱的“家企”会如何看重自己的信誉，比如一个与家族品牌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品牌、或者以祖先名字命名的乳品企业去掺三聚氰胺的可能性必然很低。
无限公司要负无限责任，有祖先荣誉感的公司可能还会在道义上负空间和时间的无限责任。比如“父债子还”。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地区的民间借贷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支付论亿规模的资金，就是因为借款人会为此负无限责任。我爷爷在回忆录中写了他为父亲还债的事。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时曾是安徽某地的驻军首领。有一次水灾淹了军营，因为朝廷的拨款下达的比较慢，他借了一些钱修缮兵营。刚好遇到了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那笔款无影无踪了。但我曾祖父坚持自己偿还那笔借款，他去世后交代我爷爷继续偿还。我爷爷50多岁时在日记里写到，那一天他把父亲的欠款全部还完了，心里的石头才落地。这就叫做中国人的无限责任。
今天在市场经济中的“家企”如果能够负无限责任，则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用人民币的拥抱。这样的家企如果从事食品和药品等有永恒需求而消费者无法判别的商品和需要信用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一定能够成为基业长青的企业。比如香港的李锦记,由李锦堂先生创建于1888年。
中国的家企可能不是一个小家,而是一个大家,例如江阴的华西村,整个村是一个企业。老村长吴仁宝退休后,全体村民选举他的儿子吴协恩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整个村企的董事长,这不是由资本而是由人心决定的投票,这与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相映成趣。
光有国企不行，光有家企也不行，以国企和家企为母体会交织演化出各种丰富多彩的经济形态，如各种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但这两种母体是基本的、缺一不可的、长期共存的、具有浓烈中国特色的。
眼下正值媒体热议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胡锦涛主席访美。美国的小学生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跳着《辣妹子》的舞蹈迎接胡主席，奥巴马的女儿试图与胡锦涛说中文，中国向美国签订了45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执政党以国为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实现了周恩来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到上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了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到本世纪中页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不是一个以国为家的党和政府，谁能提出那么长远的目标并孜孜不倦地追求？此时谁还能说美国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的唯一的道路或者最佳道路？
此时美国社会还在热议《虎妈的战车》一书，华裔美国人蔡美儿在母亲的严格调教下上了哈佛大学并成了耶鲁的女教授，她继续用严格的华人教育方法培养出两个优秀女儿。她对女儿的戒条中有：不准和小朋友们约会玩、除了戏剧和体育以外的课不能不得第一名等等。
二十年前，这样的书不可能出版，而现在，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社会开始对自己的优越感产生动摇，或者说对中国的各种模式：制度模式、管理模式、家庭模式、教育模式等等产生了巨大的好奇。中国的国企和家企，更应该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中国经济向美国逼近的时候，世界热议的会是《中国国企的战车》或《中国家族企业的战车》之类的畅销书。
国家，我们共同的国，我们共同的家。
本文摘自：何志毅著，《管理的中国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