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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大落的声誉

  如果世界再一次陷入萧条将会怎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这种说法简直是荒唐可笑。而“技术性衰退”的说辞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信用紧缩”这一精彩评述也不足以解释这轮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已接连被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官方所承认——意味着至少连续两季的衰退。我们从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人物口中熟悉了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看上去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经济衰退。然而,若这场衰退果真与上次规模一样巨大,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能做什么?又究竟如何看待?

  让我们看看上世纪的情形。如果无从下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关注上世纪的萧条——失业率飙升,风雨飘摇。不论是经济学家对形势的讨论,抑或是英美各类报刊媒体的评论,有一个名字总会跃入耳畔。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突然结束了全球大萧条,在此背景下,我们总能看到活跃其间的那位高大驼背的男子,他面容苍白,双眼有神,头发稀疏,胡须浓密,令人既熟悉又陌生。他,就是凯恩斯。凯恩斯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他的思想在当下对我们而言是这般重要?

  凯恩斯声名显赫。在过去的90年间,人们颂扬他、蔑视他、尊重他、借用他、嘲笑他、崇敬他、贬损他、重新发现他,但却很少忽视过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声名鹊起,引起大西洋两岸公众的注意始于1920年。那一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然闻名于世,与其说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因为他在1919年圣诞前夕出版的那部名为《和平的经济后果》的著作,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他的描述带着亲历者的直观和权威的超然态度,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天价赔偿的问题上,英国战时首相劳合•乔治是否以威尔士的狡狯“哄骗了”正直的长老教会信徒、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凯恩斯用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主要事件,从而赋予这些重要人物以活力。在指责追悔莫及的劳合•乔治未对被蒙蔽的伍德罗•威尔逊坦诚相告时,他希望“不哄骗”读者,而是呈现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

  《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简洁易懂,一经出版迅速风行各国。到1920年4月,仅在英国就已经销出18 500册。对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凯恩斯而言,这的确算是成绩斐然。而在1919年“巴黎和谈”上,身为劳合•乔治的财政顾问之一,凯恩斯作为谈判桌上名不见经传的配角,才刚开始出现在伦敦的非主流报纸上。1919年5月27日,凯恩斯以他本人从未使用过的名字——约翰•M.凯恩斯——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美国版便售出70 000册。《纽约时报》对这本毁誉参半的著作给出整版评论:“在英语国家中,这部作品足以带来严重损害,让本已混沌不堪的时代蒙上更为沉重的阴霾。”1

  凯恩斯的“损害力”远非如此,这才不过是开始。他大张旗鼓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随时准备果敢应对唏嘘和敌意,他将继续留在聚光灯下,而且不只是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泰晤士报》的60篇报道及评论提到了他;20世纪30年代这一数字接近100。相比之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他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出现了近300次——美国人对这个频繁被提及的男人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因此,20世纪20年代晚期,当《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作者用他活跃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论及失业问题的时候,他俨然已经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施展的平台和受众。

  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来袭前,英国工业体系发展停滞,其境况无法与美国富有活力的经济相提并论,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身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然关注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保守党认为保护主义能够提供富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尤其认为关税能将大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凯恩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与此同时,对单纯依赖市场力量达到目标的正统观念也持不同观点。相反,凯恩斯大胆参与公开辩论,认为应该对失业问题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支持的政治人物并非他人,恰恰是劳合•乔治。正如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言,1918年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将其宣传为“赢得战争的人”,却在1919年变成了“失去和平的人”。劳合•乔治如今想重整旗鼓,希望回到重新联合的自由党,而凯恩斯当时也恰恰在党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凯恩斯不可避免地被问及颇为尴尬的问题:“自1918年以来,您对劳合•乔治品性的看法改变了吗?”凯恩斯温文尔雅地答道:“我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我因劳合•乔治的错误反对他,因劳合•乔治的正确拥护他。”2在随后的许多场合中,他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不止一次遭到质疑。当面对不同的事实和更合理的论点时,他总是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从不为此道歉。

  标新立异的凯恩斯当时大声疾呼:当经济状况表现不佳,应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凯恩斯首次提出个人的经济纲领,而它时至今日仍饱受争议。他将当时的主流体系称之为“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并大加批驳。他认为“放任主义”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它却表现出对市场的迷信和盲从,原本作为手段的市场,却成了目的本身。可是,当时的现实急需借助实验性手段来促进经济复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英国,放任主义的正统学说认为,从长期来看,要依靠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才能渡过难关。

  凯恩斯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说出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3正是这句话使他无法被人遗忘。反对者总是对此抓住不放,反复提及他对所谓“短期”的执著。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在一次保守党大会上评价道:“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连一棵树都种不了。”4源自凯恩斯的权宜之策使几代人承受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无情代价,为此,他备受指摘。

  这些争论随着1925年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而陷入危机。当时负责制定经济推动政策的是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对财政一窍不通,但却积极参与讨论,恭听他人意见,努力从技术性论证中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良策。在聆听了凯恩斯的建议之后,他却以婉转之由将之束之高阁,最终回归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镑将紧盯着4.86美元的汇率。对丘吉尔来说,这便意味着必须面对现实。在凯恩斯看来,这不仅十分不切实际,而且完全可以避免,正如他广受争议的单行本的标题所暗指的,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

  作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凯恩斯一直深陷各种论战。他倡导英国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并以此在1929年公开支持劳合•乔治的竞选,但这一主张并未获得青睐。可是,就在同年晚些时候,当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人们再也无法忽视他的观点了。由此,他再次抓住契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大量建议。虽然他坚持不懈,但财政部又一次拒绝采纳他的建议。凯恩斯最亲密的合作者、自由党经济学家休伯特•亨德森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转而站在他的对立面,指责凯恩斯低估了预算困难,并无情地嘲讽道:“我认为如果你执意忽视后一问题,认为资本支出便能奏效的话,那么你已陷入危险处境。你可能因说服英国人自我毁灭,在一个比你以往粉碎了的更加巨大的幻觉上下赌注,而被写入历史。”5

  凯恩斯对此无动于衷。在评论家眼中,他甚至越发变本加厉,时刻准备提出各种质疑,去对抗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贸易这个昔日美好的自由党信条。凯恩斯提出很多行动方案,其中既不乏睿智,亦存在矛盾。对此,一些政府官员曾经说过:“如果有六种相互冲突的意见,那么其中两种就是凯恩斯提出来的!”6无论是1929年开始执政的工党少数派政府,还是之后在1931年的危机中取而代之,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内阁,凯恩斯高明的想法都没有引起其财政部的兴趣。原来担任财政大臣、而后成为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本人就是采纳凯恩斯经济纲领的明显阻碍。

  这场“经济风暴”恰如字眼本身贴切的形容,迫使英国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并在随后的大选中使工党和自由党一败涂地。凯恩斯因此失去了最默契的潜在政治盟友。素以机智言论损友的凯恩斯,这次又发表了一段他审慎地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删除的文字,结果与劳合•乔治反目成仇。于是劳合•乔治在他的那部畅销作品《战争回忆录》中反唇相讥,称凯恩斯是个“富有娱乐价值的经济学家,他针对财政和政治经济发表的机敏而粗浅的论述,如果不要太当真的话,倒可供读者娱乐一番”。7当凯恩斯颇有名望的曾经的支持者都给出此番评价的时候,显然他在英国的政治信誉在1933年年底恰如国际经济形势一般,再无法豪气冲天,已然走高无望了。

  “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一位诗人 这样写道,并在结尾给我们以安慰,“但,向西看,那方土地阳光普照。”这是个重要时刻,新任总统在华盛顿就职。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一个需要大胆创新的时代。在总统就职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无法确定毫无经验的民主党政府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更无法确定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对总统倾注了莫大的期望,也希望他能给焦急万分、急需获得安慰的民众说明政策的实质内容。他所面对的不仅是美国民众,全世界深陷经济大萧条的人们也在翘首以待。

  形势随即变得明朗起来,富兰克林•D.罗斯福选择了积极主动的方案,即使这意味着中断1933年夏天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在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罗斯福总统果断地摈弃了“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所谓灵丹妙药”,这的确让那些想要恢复旧制度的人惊骇不已。“美国总统昨天大胆切开了蜘蛛网,这样的做法已经久所未闻了。”凯恩斯立即发表文章,此文被各家报纸广泛刊登,他认为罗斯福“在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之间,漂亮果断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凯恩斯的名字和新政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在《纽约时报》上,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提到近400次,20世纪40年代被提到近500次。对于他的报道并非总是溢美之词,亦有意识形态反对者指责他是所谓施行社会主义实验的邪恶天才。凯恩斯在一封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作出了回应,这封信刊登在了1933年岁末的《纽约时报》上。他在信中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现存的社会体系进行理性的实验,以挽救这种糟糕的状况。而你便是这些人可以仰赖的对象。如果你失败了,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变革都将遭受严重打击,正统派和革新派之间将会爆发战争。”

  奇怪的是,与本国的经济政策讨论相比,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不仅更接近核心,而且也比任何美国经济学家更切中要害。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大学缺乏知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资历逊于凯恩斯。事实恰恰相反。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常简称为《通论》)时,和国际同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相比,他的成就实在显得单薄而寡少。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作解释。

  以与凯恩斯同年生的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为例,他以影响深远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而著称,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得以自我更新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执教于哈佛大学,但他的学生似乎对遥远的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对理论的深刻见解更感兴趣。《通论》的一个影响是,它的出版众所瞩目,不只是在剑桥,甚至连哈佛大学熊彼特的弟子也加入了争相购买的行列。熊彼特称《通论》是“为一项明确政策的辩护。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分析者的影响,试图构架他的假设,掌控他的思想”。

  这对于充满渴望的学生无法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对令人振奋的新学说如饥似渴。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后来评述道:“如同《圣经》和马克思,晦涩引发抽象的辩论。”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39年的那幕悲惨情景。当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两卷本学术著作《商业循环》,长达1 095页。在哈佛大学,他本人忠诚的学生们组织了针对此书的特别研讨会,但结果却说明他们或许不够忠诚。当研讨会开始时,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商业循环》;更糟的是,他们却都读过《通论》;最为糟糕的是,整个讨论会大家都在谈论凯恩斯,而非熊彼特。

  的确,凯恩斯的思想广受欢迎,我们需要加以了解的是与外在环境有关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必然会将布卢姆斯伯里囊括其中。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的一个区,已成为文化环境的代名词,而凯恩斯当时便活跃其中。众所周知,他一生和利顿•斯特雷奇过从甚密。利顿•斯特雷奇于1918年完成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这一打破传统的作品如暴风雨般震撼了整个文坛。当然,凯恩斯和斯特雷奇的关系到后来才为人所知。此外,他的朋友还有两位著名的小说家:E.M.福斯特和弗吉尼亚•吴尔夫。凯恩斯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文字影响力反映出他的作家禀赋,这一点我们还将讨论。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英国处在内维尔•张伯伦的政治统治中,这对凯恩斯来说不能算作好消息。然而,这位剑桥经济学家的事业发展轨迹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1940年的夏季危机,当时,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下,被推向关乎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此时,凯恩斯终于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战争提供支持。突然间,他不再只是个学者(不论多么有名),而是位居英国财政部最高层的决策者。若是问及他的工作内容,唯一的回答是他“只需要扮演凯恩斯就可以了”。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于1942年获封蒂尔顿凯恩斯勋爵;被赋予全权与美国人谈判,从而促使美国为英国战时花费提供资源支持——首先是通过《租借法案》使美国为英国提供大量战时援助;之后,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凯恩斯通过协商,成功获取大量贷款用于促进英国经济流通,从而帮助英国顺利完成向和平状态的过渡。

  正如凯恩斯一向承认的,美国人所作的承诺是慷慨的交易,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也并不意味着英国之所得建立在美国之所失的基础上。容易让人不满的是,战争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并且人们通常盲目而不加区分地将此归功于凯恩斯的政策。当然,认为凯恩斯是想将采纳他的策略而蓬勃发展的结果归功于自己,也未免太过离谱,但凯恩斯大可真诚地说,美国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慷慨而贫困。

  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正如18世纪末的亚当•史密斯的理想世界,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每个人因劳动分工而受益。开明的利己行为是凯恩斯思考国际政策的出发点。他的名字显然会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该金融体系创立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下保持了长达25年的兴盛繁荣。

  在英国,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致力于“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在接下来的战后岁月,凯恩斯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两党的认同。部分原因是两党急于推卸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责任。一旦失业问题因凯恩斯的政策迎刃而解,那么一切又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似乎是为了内维尔•张伯伦的无知而赔罪,一位保守党发言人曾这样解释道:“凯恩斯勋爵的绝大部分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局势深入透彻的分析,只是考虑欠周到而已。”不过,大家对这个具体化的过程如今已取得共识。 “对此,身为保守党员的我,也表示赞同。”一位工党发言人喜欢这样说,“凯恩斯勋爵的学说以及战时经验的影响,已经在英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观念,通过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可以有效遏制失业问题。”

  凯恩斯一直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直到1946年4月,他的心脏无法承担经年的压力为止,而其实自1937年起,心脏问题已经使他成为半个病人。财政部一位凯恩斯的老对头——理查德•克拉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凯恩斯去世的可怕消息,就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一样,犹如失去至亲。”凯恩斯学术上的劲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真正的伟人,我对他深感钦佩。”在伦敦,具有半官方记录性质的《泰晤士报》则这样评述道:“我们恐怕要追溯到亚当•史密斯,才能找到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这会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个人魅力让人敬畏。当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带着最后的荣耀,长眠于西敏寺的时候,他的理论是否会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之后的20年间,《通论》被赋予了圣经般的权威地位。和《圣经》一样,它更多的是被引用而非阅读,并且被引用时也会出现矛盾,但迎合它的权威当时看起来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公共论坛,言必称凯恩斯俨然成了主流经济讨论的规约。20世纪50年代,战后自由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对大西洋两岸的一代自由派人士的演说中说:“凯恩斯的手段如今已经获得广泛的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政府会重新采纳新政的经验,以增加开支的方式走出衰退,令人沮丧不安的其实是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错误的知识。”

  1951年,当罗伊•哈罗德出版了其老友传记的时候,凯恩斯的神话流传得可谓如火如荼。哈罗德认为这本书的撰写是向下一代描述这位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经济家的真实内在,但最终却发现写作过程限制重重。首先,在引用政府档案时,必须接受检查,相关要员会仔细审阅文稿,以免其中有任何内容对美国构成冒犯——毕竟,美国是英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也是在美元短缺的世界里英国可以指望的最后资源。哈罗德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远比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无礼讥讽或是解释一段极端的政治同情的历史来得更为极端:凯恩斯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个个性错位的人——有什么比揭露这一隐秘更能激怒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呢?

  不能让凯恩斯年轻时的同性恋倾向玷污具有官方性质的传记。哈罗德日后写道:“我知道他许多同性恋倾向的细节,但我没有在书中公然谈论此事,因为那个时代这些内容是不合时宜的。但凡是对同性恋倾向有所了解的人,多能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 哈罗德深知,他的作品对那些了解个中原委的少数人来说一目了然,但对于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书中没有什么内容会令他们心神不宁。直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率先笔伐,在他所撰写的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宏大、直言的传记《利顿•斯特雷奇》(1967)第一卷中, 凯恩斯人生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众。

  当时,思想和文化氛围对此更为容易接纳和宽容。英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普遍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不只是政党间的意见一致,而是认为在凯恩斯学说的框架下,即使意见相左也应采取商榷的姿态。具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塞缪尔•布里坦1964年在其专栏摘要中评述道:“以凯恩斯勋爵的经济学说为基础,产生了计划和自由的有趣组合。”1957年至1963年时任保守党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已是凯恩斯的拥趸,并以此为荣,这一点倒与他的另一个角色完美契合:麦克米伦是凯恩斯作品的出版商,而《通论》则是麦克米伦的摇钱树。

  在美国,1960年约翰•F.肯尼迪的当选得以检验这位新任总统23年前在哈佛大学大一修习经济学时学到的知识。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通论》传到了美国。阿瑟•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作者,为自己哈佛人的身份自豪不已,他声称肯尼迪总统“无疑是第一位信奉凯恩斯学说的总统”。当然,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也是凯恩斯模式的遵循者。1962年年底,总统在成功为减税方案辩护之后说:“我给他们纯粹的凯恩斯和赫勒,他们看来很喜欢。”对此,沃尔特•赫勒颇为自豪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即便如此,还要争取更多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虽然对美国基础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还是不乏平衡预算的舆论和对政府开支的惯常谴责。而民主党前后言行不一,尤其是在越战造成生命和财富的流失之后,一方面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战争的代价。尽管如此,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还是选择凯恩斯做它的守护神,这样做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只有入土为安,才能封为圣徒。或者,可能如《通论》最后几页提到的观念,而因为时间的错位,这些观念在作者死后才得以印证。其中著名的主张——我们不知不觉成为“已故的经济学家或学院文人的奴隶”——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在25岁或30岁之后就很难受到新理论的影响”,因此,当新观念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是最新的观念了”。

  1965年年末,《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给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封面故事鲜明而亲切地使读者确信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除了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正如凯恩斯30年前所提出的主张那样。“现在,凯恩斯以及他的观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尽管它还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却已经成为高等学府中新的正统学说、华盛顿经济管理的试金石。”不仅是经济顾问委员会赫勒的继任者如是说,就连1964年竞选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这位经济顾问并非他人,他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美国国内居领导地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而那个“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标题句也正出自他口。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还有待查询——宛如流浪的迷失之犬,只要有人伸出手来便会上前示好。弗里德曼并不急于声称此话出自他口,相反,他给这句显然是即席的评论作出了注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们已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于是,这只孤独的猎犬在找到主人之前还要继续几年没有归属的日子,到那时它的狗牌才能刻上恰当而难忘的名字。

  因此,当共和党总统不得不扮演这个分派给他的角色时,凯恩斯的政治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几年后,为了应对持续上升的失业率,着手拟定1971—1972年度预算,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尼克松将其想法公之于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总统接受访谈后向一位评论员表示,“现在,我在经济上是个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尼克松在政治上向来不以善于言辞著称,但却因这句话被误认为是“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原创者,这句话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傲慢之言一出,一切便一目了然。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困难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凯恩斯主义在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是否是真正神奇的百宝箱,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保障。凯恩斯死后,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政政策,以政府征税和支出能力为中心的种种做法,现在却饱受嘲弄。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货币政策寻求解决方案,将重点放在信贷供给和利率上。无论是分析还是政策的重点,这都是明确的转变。这些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这些论点的个人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可以与凯恩斯匹敌的人,非米尔顿•弗里德曼莫属。事实上,弗里德曼的声望源自他始终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因此,他处处尽可能削弱凯恩斯的声望和影响,这一点并不符合常情。如果学院派经济学家被问到谁是20世纪经济学科里可以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通常会提到“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或是对市场判断有着敏锐直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根据个人思想体系的立场提出经济纲领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凯恩斯是先通过公共讨论来提出议题,而后才在《通论》里表达个人立场;而弗里德曼遵循的是更为传统的研究路线。他学识渊博,出版了关于货币政策的高度浓缩的著作。直到思潮得以转变的时候,才出现了大量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头面人物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青睐。

  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华盛顿发表的关于货币政策的演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向美国经济协会作了主席发言,这说明他的专业地位已经得到充分认可,但针对“货币主义”运行原则的概念他并没有进行充分阐述,大部分篇幅主要是警示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在演说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才提及货币政策能做什么。他的最后忠告是,政府不要试图控制就业水平,应将注意力放在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段上。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弗里德曼论证过程的谨慎和小心,但对于台下与会的教授们而言,他的用意显而易见——那就是“颠覆凯恩斯的关键理论命题,也就是说甚至在一个弹性价格的世界里,充分的就业平衡或许也是不存在的”。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之间总是针锋相对,无论其理论,还是实际的政策选择,两人都站在对立面。虽然两人都备受追捧,但立场却截然相反。《时代》周刊1969年评论道:“多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杰出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斗士,他的标新立异一方面饱受嘲弄,同时却也赢得了尊崇。”当时,尼克松正听取芝加哥学派的意见,弗里德曼正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曾直言不讳地这样评论道:“凯恩斯经济学理念不管用了,但没有什么比正视那些威胁既成观念的事实更困难的了。”凯恩斯当年也不乏此类感慨。尽管弗里德曼必须忍受尼克松1970年初期的背弃,但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各种趋势表明货币学派已占上风,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在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新政治经济政策以货币主义学说和财政控制准则为核心。这显然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所作出的回应,而这两种情形的并发犹如噩梦,是那些自称凯恩斯主义者所无法解释的,补救办法更是乏善可陈。在英国新闻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音从《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和《泰晤士报》彼得•杰伊主持的专栏中可见一斑,这两个专栏都拥有众多读者。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对下属官员的心态愤怒不已:“1974年,整个财政部都受制于最伟大的学院文人,他就是梅纳德•凯恩斯。”无独有偶,1975年,金融评论家蒂姆•康登在《遭遇》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这样的失落:“在经济学界,能与各方对抗较量、令人尊敬的勇士依旧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凯恩斯的引用,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都足以让对手哑口无言。”

  之后,此景不再。撒切尔最亲密的顾问团说出了这句简单的口号:“凯恩斯已死。”

  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奈杰尔•劳森这样解释道:“在宏观经济学层面,我们采用的是货币主义,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全然不同,尽管后者实际上是对凯恩斯本人主张的曲解和误用。” 批评的目标实为“主义”,而非凯恩斯本人。

  撒切尔也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立场更鲜明。她在197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不,不,不,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恐怕已经失控,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几乎全然不同。”这一观点并非偶然为之,在之后的若干场合,她都不止一次轻松地提及这一主题。在1984年一次党大会的演说中,她解释国家何以在1945年之后一直走下坡路,她尤为留意没有将此归咎于个人。她不无认同地说道:“凯恩斯的调查给出了诊断,他的主张在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中得到充分呈现。我当时就买了这本书,并且现在还依然留存着。”为了避免有人要她拿出这本“古老纪念”,她那著名的大手提袋始终做好了准备。隔年,在某个场合中她说道:“我经常引用凯恩斯,是因为凯恩斯是最常被错误引用的人。”相比之下,撒切尔当政期间回避对弗里德曼主张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自由就业率”概念具有政治敏感性,也可能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他曾对撒切尔政府的货币策略提出批评。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撒切尔曾轻率地说:“货币政策的历史就像金钱一样久远。”

  无论浮沉,凯恩斯是不会倒下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超过499次,80年代亦然,超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数字。在凯恩斯思想不被接受的年代,当对手提及他的名字的时候,也多少带着恭维和赞赏。正当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摒弃凯恩斯主张的时候,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却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政策。

  对于已经习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立模式的人,这一新情况令他们困惑不已。弗里德曼在里根当选两年后这样评论道:“说辞是货币主义,但做法却不是。”与撒切尔主义形成对比的是,“里根经济学”对预算赤字更为容忍,而这似乎就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饱受批评之所在,认为在过去的艰难时光中过于恣意放纵。扩大预算赤字的理由是减税本身可以为政府增加税收,因为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增加税收。这一所谓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曲解。当然,这一乐观考虑是基于供给面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政府税收不会有任何变化,反倒会导致持续的赤字。

  笃信市场的万能功效变为了宏大故事,成为当时的主导叙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性的高增长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种自满风气,因而过去50年间的主导论点已无人问津。市场在政府提供的框架下寻求稳定,这样的说法已经完全被颠覆。在一个管制解除、外包和私有化的时代里,市场模式逐渐成为政府的样板。在里根划时代的法则中,政府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相反,它却成为问题本身。

  在过去的30年间,凯恩斯的名字已经失去光彩,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然而,担任工党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仍旧采用凯恩斯的理念部署经济策略,并以此指责撒切尔时代的历任财政大臣。在布朗看来,劳森的错误在于“他排斥70年代不够精细的凯恩斯理论的同时,也一并摒弃了凯恩斯的一切方法,而其实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诠释凯恩斯对于现代世界所持的真知灼见”。

  虽然凯恩斯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他的确被边缘化了。凯恩斯未免弄巧成拙,宣扬那些多余的荒诞不经的补救措施——如果市场不受限制,从而得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那么经济自然就会好转,从而自愈。他的思想被贬低为“萧条经济学”,在一个萧条不再的世界里,显得离题甚远。

  然后出现了2008年的大崩盘。令人费解的是,市场力量——这个年轻一代被教导要依赖的力量——无法再提供资源,无法再自我修正,也无法再应对自我引发的信心危机。媒体对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的热点问题给出了过于简化的视角。凯恩斯的名声在过去的30年间不断消退,但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 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却再次被发掘并恢复声誉。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很快在10月19日表示:“凯恩斯的绝大部分理论依然言之有理。”那个星期的《时代》周刊也决定重新拿出尘封的1965年12月31日的封面故事《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重新诠释这句话的同时,重新诠释了凯恩斯主义,但却几乎不需要多余的评论:“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

  在如今的关键时刻,凯恩斯大起大落的声誉正需要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给出恰当的解释。并不存在永恒的“凯恩斯”,我们不能对其加以神化或妖魔化。相反,真实的凯恩斯思想势必会带上他所处时代的印记。他所提出的观点不仅针对即时的经济政策,也为理论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对凯恩斯的频繁误读,不仅来自他的反对者,也来自于宣称是他的忠实支持者。如果我们想了解凯恩斯理论的延续性,以及了解凯恩斯本人,就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生活谈起。

  摘自:《为什么是凯恩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作者:[英]彼得•克拉克,出版社:华夏出版社,ISBN:978-7-5080-6488-8,分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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