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再一次陷入萧条将会怎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这种说法简直是荒唐可笑。而“技术性衰退”的说辞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信用紧缩”这一精彩评述也不足以解释这轮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已接连被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官方所承认——意味着至少连续两季的衰退。我们从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人物口中熟悉了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看上去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经济衰退。然而，若这场衰退果真与上次规模一样巨大，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能做什么？又究竟如何看待？
让我们看看上世纪的情形。如果无从下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关注上世纪的萧条——失业率飙升，风雨飘摇。不论是经济学家对形势的讨论，抑或是英美各类报刊媒体的评论，有一个名字总会跃入耳畔。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突然结束了全球大萧条，在此背景下，我们总能看到活跃其间的那位高大驼背的男子，他面容苍白，双眼有神，头发稀疏，胡须浓密，令人既熟悉又陌生。他，就是凯恩斯。凯恩斯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他的思想在当下对我们而言是这般重要？
凯恩斯声名显赫。在过去的90年间，人们颂扬他、蔑视他、尊重他、借用他、嘲笑他、崇敬他、贬损他、重新发现他，但却很少忽视过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声名鹊起，引起大西洋两岸公众的注意始于1920年。那一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然闻名于世，与其说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因为他在1919年圣诞前夕出版的那部名为《和平的经济后果》的著作，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他的描述带着亲历者的直观和权威的超然态度，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天价赔偿的问题上，英国战时首相劳合•乔治是否以威尔士的狡狯“哄骗了”正直的长老教会信徒、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凯恩斯用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主要事件，从而赋予这些重要人物以活力。在指责追悔莫及的劳合•乔治未对被蒙蔽的伍德罗•威尔逊坦诚相告时，他希望“不哄骗”读者，而是呈现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
《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简洁易懂，一经出版迅速风行各国。到1920年4月，仅在英国就已经销出18 500册。对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凯恩斯而言，这的确算是成绩斐然。而在1919年“巴黎和谈”上，身为劳合•乔治的财政顾问之一，凯恩斯作为谈判桌上名不见经传的配角，才刚开始出现在伦敦的非主流报纸上。1919年5月27日，凯恩斯以他本人从未使用过的名字——约翰•M.凯恩斯——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美国版便售出70 000册。《纽约时报》对这本毁誉参半的著作给出整版评论：“在英语国家中，这部作品足以带来严重损害，让本已混沌不堪的时代蒙上更为沉重的阴霾。”1
凯恩斯的“损害力”远非如此，这才不过是开始。他大张旗鼓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随时准备果敢应对唏嘘和敌意，他将继续留在聚光灯下，而且不只是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泰晤士报》的60篇报道及评论提到了他；20世纪30年代这一数字接近100。相比之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他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出现了近300次——美国人对这个频繁被提及的男人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因此，20世纪20年代晚期，当《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作者用他活跃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论及失业问题的时候，他俨然已经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施展的平台和受众。
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来袭前，英国工业体系发展停滞，其境况无法与美国富有活力的经济相提并论，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身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然关注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保守党认为保护主义能够提供富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尤其认为关税能将大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凯恩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与此同时，对单纯依赖市场力量达到目标的正统观念也持不同观点。相反，凯恩斯大胆参与公开辩论，认为应该对失业问题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支持的政治人物并非他人，恰恰是劳合•乔治。正如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言，1918年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将其宣传为“赢得战争的人”，却在1919年变成了“失去和平的人”。劳合•乔治如今想重整旗鼓，希望回到重新联合的自由党，而凯恩斯当时也恰恰在党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凯恩斯不可避免地被问及颇为尴尬的问题：“自1918年以来，您对劳合•乔治品性的看法改变了吗？”凯恩斯温文尔雅地答道：“我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我因劳合•乔治的错误反对他，因劳合•乔治的正确拥护他。”2在随后的许多场合中，他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不止一次遭到质疑。当面对不同的事实和更合理的论点时，他总是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从不为此道歉。
标新立异的凯恩斯当时大声疾呼：当经济状况表现不佳，应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凯恩斯首次提出个人的经济纲领，而它时至今日仍饱受争议。他将当时的主流体系称之为“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并大加批驳。他认为“放任主义”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它却表现出对市场的迷信和盲从，原本作为手段的市场，却成了目的本身。可是，当时的现实急需借助实验性手段来促进经济复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英国，放任主义的正统学说认为，从长期来看，要依靠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才能渡过难关。
凯恩斯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说出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3正是这句话使他无法被人遗忘。反对者总是对此抓住不放，反复提及他对所谓“短期”的执著。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在一次保守党大会上评价道：“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连一棵树都种不了。”4源自凯恩斯的权宜之策使几代人承受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无情代价，为此，他备受指摘。
这些争论随着1925年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而陷入危机。当时负责制定经济推动政策的是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对财政一窍不通，但却积极参与讨论，恭听他人意见，努力从技术性论证中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良策。在聆听了凯恩斯的建议之后，他却以婉转之由将之束之高阁，最终回归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镑将紧盯着4.86美元的汇率。对丘吉尔来说，这便意味着必须面对现实。在凯恩斯看来，这不仅十分不切实际，而且完全可以避免，正如他广受争议的单行本的标题所暗指的，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
作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凯恩斯一直深陷各种论战。他倡导英国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并以此在1929年公开支持劳合•乔治的竞选，但这一主张并未获得青睐。可是，就在同年晚些时候，当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人们再也无法忽视他的观点了。由此，他再次抓住契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大量建议。虽然他坚持不懈，但财政部又一次拒绝采纳他的建议。凯恩斯最亲密的合作者、自由党经济学家休伯特•亨德森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转而站在他的对立面，指责凯恩斯低估了预算困难，并无情地嘲讽道：“我认为如果你执意忽视后一问题，认为资本支出便能奏效的话，那么你已陷入危险处境。你可能因说服英国人自我毁灭，在一个比你以往粉碎了的更加巨大的幻觉上下赌注，而被写入历史。”5
凯恩斯对此无动于衷。在评论家眼中，他甚至越发变本加厉，时刻准备提出各种质疑，去对抗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贸易这个昔日美好的自由党信条。凯恩斯提出很多行动方案，其中既不乏睿智，亦存在矛盾。对此，一些政府官员曾经说过：“如果有六种相互冲突的意见，那么其中两种就是凯恩斯提出来的！”6无论是1929年开始执政的工党少数派政府，还是之后在1931年的危机中取而代之，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内阁，凯恩斯高明的想法都没有引起其财政部的兴趣。原来担任财政大臣、而后成为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本人就是采纳凯恩斯经济纲领的明显阻碍。
这场“经济风暴”恰如字眼本身贴切的形容，迫使英国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并在随后的大选中使工党和自由党一败涂地。凯恩斯因此失去了最默契的潜在政治盟友。素以机智言论损友的凯恩斯，这次又发表了一段他审慎地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删除的文字，结果与劳合•乔治反目成仇。于是劳合•乔治在他的那部畅销作品《战争回忆录》中反唇相讥，称凯恩斯是个“富有娱乐价值的经济学家，他针对财政和政治经济发表的机敏而粗浅的论述，如果不要太当真的话，倒可供读者娱乐一番”。7当凯恩斯颇有名望的曾经的支持者都给出此番评价的时候，显然他在英国的政治信誉在1933年年底恰如国际经济形势一般，再无法豪气冲天，已然走高无望了。
本文摘自华夏出版社出版的《 为什么是凯恩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作者：彼得•克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