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几次通胀或资产泡沫压力高企的阶段。通胀和泡沫的经济后果是难以估量的。1987年至1988年通胀失控之后宏观政策被迫大幅紧缩，经济增长在1989年至1990年曾一度滑落到4％。2010年发生的房价失控和2011年上半年面临的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已经迫使央行加息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1次，国务院出台三轮打压地产泡沫的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的减速，只是减速的幅度还有待观察。
导致通胀和泡沫的原因和后果如此显而易见，但为什么难以阻止这种情况反复出现？问题在于目前体制下，货币扩张的受益者对货币政策有过大的影响力，能预测和警示通胀风险的力量在决策中缺乏影响力，而通胀本身带来的要求货币紧缩的社会压力又天然地滞后。
谁是货币扩张的主要受益者？受益者很多，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一是发起了几千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信贷增长越快，利率越低，它们扩大建设规模，体现政绩就越容易。二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目前体制下最容易获得贷款，得到的也是利率最低。三是地产商。货币越宽松，房价就越高，地产商的利润就越高。四是许多的企业、金融机构、职工和股民。五是腐败官员以及与其勾结的商人。货币扩张越快，项目越大越多，这些官员及其亲戚朋友就能更多受益。
谁会预测和警示通胀风险？主要是两种人：经济学家和央行的技术官员。
在中国，显然货币政策不是由技术官僚决定，也不是几个经济学家的呼吁就能左右的，而是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换句话说，许多货币扩张的受益者都在这个决策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决策。传达他们的观点的渠道很多，包括相关的部委、地方大员、两会、行业协会、有影响力的个人和代表这些利益的一些学者。这些声音的共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倾向于扩张的。对货币扩张的受益者来说，得了好处是自己的，成本是别人的，最多也是大家分担的。换句话说，货币扩张的负面的外部效应无法“内部化”，导致这个体制过度倾向于扩张。
许多人说，通胀会降低老百姓手中的钱的购买力；老百姓不喜欢通胀，“以民为本”的政府自然会及时反通胀，所以无须过虑。其实不然。通胀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因为从货币扩张到出现通胀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滞后。在货币扩张的初期，一般不会有通胀，而且低通胀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利润高速增长、股市飙升等“皆大欢喜”的局面。在发达国家，货币增长传导到通胀约需要18个月，在中国约需要12个月。等到老百姓都开始抱怨甚至抗议房价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开始对货币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必然太晚了。因为，从紧缩货币开始，到能够抑制通胀和泡沫，至少要一年以后。换句话说，要靠民意压力来推动决策及时反通胀是不可能的。在共识基础上扩张、在民意压力下转向的政策一般是没有前瞻性的。
另外，民意压力下的决策变化几乎必然是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这是因为，老百姓对通胀的抱怨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老百姓不抱怨的通胀初期，通胀受益者对决策的过度影响会导致货币扩张持续过久。一旦百姓开始突然大声疾呼通胀导致的痛苦，扩张受益者迫于民意压力也突然减少对继续扩张的游说，就会导致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货币政策的突变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种体制内生性的“通胀早期过度扩张、通胀晚期突然紧缩”的恶性循环？
关键之一在于引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是其他国家通过上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得出的。国际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运行货币政策，其通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中国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来抑制反复出现的货币过度扩张的体制性冲动。虽然在中国货币过度扩张的机制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央行独立性所带来的益处——抑制这种扩张冲动，以降低通胀，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却是全球普适的。
原文为马骏新书代序，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