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的专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以下为《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一书的前言，以飨读者：
前 言
自哈佛大学的Marc Melitz教授在2003年发表了他关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论著以来，国际贸易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理论上，贸易经济学家沿着Melitz的企业异质性方向，成功地拓展了克鲁格曼1979年的规模递增模型，即用规模经济解释两个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为何能做贸易。Melitz和其他贸易学家的研究有一个共识，即企业的出口模式与其生产率紧密相关。具体地，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出口。更高生产率的企业还可以既在国内市场销售、出口，还可以“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实证研究上，得益于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21世纪的实证国际贸易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微观企业生产面数据和海关贸易产品面数据的可得。目前许多国家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美国、法国，这两大微观数据库都可以得到。因此，相应的实证研究也大大地发展起来。虽然不同的实证贸易学家研究的课题不同，但对各国的研究大致可以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考察贸易自由化（即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率;二是验证企业的出口模式是否如Melitz（2003）的论文所预测的，即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出口。基本上所有的国别研究都证实了Melitz（2003）的预测是对的。有趣的是，基于中国的研究却发现了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近期的研究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主要是低生产率的企业出口。因此，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个谜?本书通过大量的研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量是加工企业，而加工企业生产率较低，所以，才造成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低。
当然，解释“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只是本书的一项内容。更全面地，本书从理论模型和计量实证方面探讨我国企业生产率和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和对外投资行为。值得强调的是，本书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采用21世纪我国规模以上的企业数据和海关统一八位码等最细化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国际贸易企业异质性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改革以来中国外贸概况和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情况。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笔者首先介绍了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上所取得的主要前沿研究成果。然后，再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我国的企业生产率和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行为，具体介绍了我国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出口前的研发投入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由于加工贸易的存在，中国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与外国有何不同;最后，企业生产率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部分则是国际比较。通过分析中、印、东盟各制造业生产率的不同来理解三地之间的贸易模式。由于中美双边贸易是当前我国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也对人民币升值是否会降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提供了实证证据。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目前国内外已有许多同行拥有中国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但由于这两大数据库企业代码分别属于两个毫无联系的系统，造成这两个数据库很难合并。所以，在最后一章，我们也在介绍我国加工贸易最新发展的同时，专门列出一节详细讨论这两大数据库如何最大限度地进行高质量的合并，可供同行作为研究参考。
现在，介绍本书的几个特色。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对我国的出口和企业生产率的行为进行研究。由于可以避免采用宏观行业数据研究可能产生的加总误差，能做到研究结果可靠准确。据笔者所知，由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是近年来才可得，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没有已出版的同类著作，本书的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中国实证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特色之二是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互结合。先前关于我国生产率的研究多停留在行业水平上的简化式实证回归，尽管对我们理解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和各工业行业的经济活动有所帮助，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模型为引导，对于生产率如何影响各行业的销售、贸易和投资行为的渠道无法深入探讨。而本书的实证研究是建立在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企业异质性理论之上的。相对应的，计量实证研究也是建立在结构式估计上的，从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各个影响机制和渠道。
本书的特色之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以中国经济为主要考察对象。本书前十章都是以中国经济为考察对象和研究背景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贸易模式和企业生产行为对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本书的最后两章又分析了中印贸易的异同，探讨了中国、东盟、印度的不同生产率和贸易模式。
本书的最后一个特色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互结合。本书先从宏观视野入手梳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情况，然后着眼于我国的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价值链升级所带来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接着再从微观企业层面甚至产品层面去探讨我国企业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如何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又如何影响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最后，本书又回到宏观层面探讨我国工业制造业的生产与贸易同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何不同。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方面，第一章描述了改革以来的中国外贸概况，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再分四个阶段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然后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特区与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加工贸易的角度对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贸易情况做一概览。第二章则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已从不发达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各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正进行着不断深入的产业链升级。该章从多个角度用大量典型数据表明中国已深入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由于坚持贸易自由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伴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中国的价值链得以不断升级。而国际外包业务与加工贸易则是中国提升其价值链的主要渠道。最后，通过对大样本的企业层面生产量数据的分析表明，价值链的升级提升了我国产业内和产业间企业的生产率。
第三章则开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模型。自21世纪开始，国际贸易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通道，从先前的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发展到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因此第三章集中介绍了这十年来最重要的三大理论模型:Melitz（2003）、Eaton -Kortum（2002）、Bernard -Red-ding -Schott（2007），分别就这三个主要模型的异同点进行深入分析。第四章则开始系统地介绍与这些理论研究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实证研究。笔者分别从出口的深度边际与广度边际、企业内部多产品出口、产品质量、贸易公司的中间人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内部交易、劳动力市场、厂商出口市场动态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从第五章开始我们主要介绍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不同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投资和生产等决定。具体地，第五章研究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该章通过使用1998—2002年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来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为此，我们运用并修改扩充了Olley -Pakes（1996）半参数方法来纠正估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中经常产生的同步偏差和因欠考虑企业退出行为而产生的选择偏差。在控制行业的进口渗透率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①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②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有较高的生产率提升;③但是，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减免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要比非出口企业的影响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来料加工型出口企业并不需要购买进口原料，因而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其影响不大。但是，如若加上加工出口企业因进行加工业务时所可能产生的技术外溢，则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有较高的生产率提升。这些发现对不同的计量方法都为稳健。
第六章则探讨出口是否会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什么因素会影响出口的生产率效应。本章是与我和海闻教授合带的博士生戴觅合作的成果。该章采用2001—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估计了出口的即期和长期生产率效应。我们认为企业出口之前的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吸收能力来提高出口的生产率效应。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①平均看来，对于首次出口的企业，其出口当年企业生产率有2%的提升，然而在出口之后的几年中这种提升效应均不显著。②对于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但对于没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或提升效应短且较弱。③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随企业从事出口前研发年数的增加而提高。
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这一结论已成为近十年来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命题。有趣的是，这一命题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受到了挑战。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在所有的部门都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在第七章中，通过对2000—2005年企业—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令人费解的发现完全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通过戴觅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adhura Maitra博士合作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有20%的企业完全从事出口加工，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4%—29%。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就能使我们回到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传统结论当中。本章说明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此外，在研究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加工贸易比较盛行的国家的企业行为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
接着，在第八章，笔者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不断深化的进口关税减免对我国企业生产率提升有何影响，二是企业参与加工贸易能否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减免强化了企业间在本土市场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参与加工贸易能得到额外的贸易所得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通过采用2000—2006年间我国外贸产品的海关数据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生产方面的大型微观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关税税率，并精确计算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关税下降10%，企业生产率会上升大约3%—6%。更重要的是，在考虑企业间由所有权造成的差异性后，发现加工贸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大量的敏感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对不同计量建模和生产率度量都稳健成立。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也日益增长。所以在第九章我们专门讨论这个话题。该章是我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田巍合作的成果。通过采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在准确衡量“走出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本章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及其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在控制了回归分析可能的内生性及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也越大;第二，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量也越大;第三，目的国的收入水平高低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定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对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本章的发现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从第十章开始，我们又回到宏观层面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第十章主要比较研究中印外贸模式，这部分也是与田巍博士合作的成果。该章首先系统梳理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的贸易模式，我们发现:①两个国家近年来都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并与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正相关。②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印度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且保持不变。③两个国家的贸易有很大程度上是产业内贸易，尽管两个国家的出口中，重工业的制造品都占很大的比例。④中国比印度出口更多复杂和精细的产品，尽管差距不断缩小。⑤印度的出口中，高科技产品占了重要的份额，但是考虑了加工贸易之后，这个份额小于中国。⑥加工贸易是中国的主要出口方式，而在印度加工贸易并不重要。我们研究了两个国家的不同政策，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性和相似性。我们认为造成两个国家贸易上不同表现的关键原因是相比于中国，印度对于外向型经济的相关政策出台较晚。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仔细推敲两国在经济特区的设立、加入GATT/WTO、削减关税的演变，甚至两个国家贸易的便利化方面的差异。
第十一章则探讨了中、印、东盟地区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贸易模式三者的关系。该章首先研究了中国、印度和东盟（中—印—东盟）的贸易模式和行业生产率。通过1998—2006年间高度细分的商品贸易数据库，发现这一区域（特别是中国）在此期间经历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中—印—东盟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区域内贸易在这段时期有大幅度的增长。中国从印度的进口多为一般贸易，而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多为加工贸易。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是决定该区域内贸易大小和贸易结构的两个关键因素。具体地，我们发现:第一，在该区域内，生产率是影响该区域内各国贸易额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对于贸易结构而言，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该区域内出口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比例的不同。第三，生产率及要素禀赋都会对该区域内各国对华的加工出口比例造成显著影响。
第十二章则与国际金融联系在一起，研究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我国对美国的出口。自2005年7月起，我国放弃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并对美元升值。本章在理论上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并使用2002—2007年间的我国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回归以考察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向美国的影响。大量计量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会显著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给定其他不变，人民币升值10%，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11%。该发现对于不同计量方法和不同时期的估计均为稳健显著。
最后，在第十三章，我们又进一步地介绍了我国加工贸易的最新发展情况。这是与我和姚洋教授合带的博士生王雅琦以及田巍博士合作的论文。我们特别介绍了21世纪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特征、发展趋势，还有加工企业的生产率问题。通过强调中国外贸中的加工贸易的关键角色，我们论证了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然后，我们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探究了加工贸易的各种特征:进口的来源国，主要产品，运输模式，进入港口，消费目的地，商品质量，加工贸易的范围。我们还用Olley -Pakes的方法仔细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我们又特别介绍了我国加工出口区的发展情况。最后，如前所述，我们还介绍了目前中国微观实证贸易研究必用的两大数据库———中国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方法。
总之，本书以西方模式的数量分析见长，同时也着重考虑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如加工贸易），书中大部分实证结论都是基于大型微观数据而得，因此，结论比较可靠准确。本书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出口情况有一定的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并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研究中国外贸对认知整个全球贸易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林毅夫教授、海闻教授、姚洋教授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要感谢姚洋院长同意把这本专著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中。我要感谢我在读博士期间的导师Robert Feenstra教授把我带进国际贸易研究的天地。Feenstra教授是我所知的全球最杰出的实证国际贸易学家，有幸成为大师的弟子，唯有无时不告诫自己不嫌愚钝，多加努力。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资深教授Peter Drysdale，宋立刚教授，美国布兰代斯（Brandies）大学资深教授Peter Petri，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徐滇庆教授，我的同事黄益平教授和卢锋教授，因他们邀请，我有幸参与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与政府学院、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的几个研究项目，这几个研究项目的部分成果也收于此书中。我还要感谢我的同窗好友胡伟民教授，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开始接触中国企业数据。此外，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月梅老师、林君秀老师、郝小楠老师、马霄老师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的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我的硕士研究生李乐融同学帮我校对了本书，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书的最后写作阶段，儿子小燊的出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我的父母、姐姐、妻子的默默支持对我来说相当重要。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由于时间仓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
余淼杰
2012年11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