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寻常校园，又不同于别的校园。
这里有一股春潮涌动、隆隆春雷在云层滚动的气象；那是时代黎明的脚步。从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录取的学子跨入校园，大学的肌体就复苏了。犹如北国之春的到来，在灰黄、枯燥和寒冷之中，一片翠绿与姹紫嫣红突然拔地而起，瞬间莺鸣燕来，严冬即成隔世之影。古老的燕园马上蜂邀蝶往，似乎，这座校园一直就是这样的。
每天的开始,离不了一个“饭包”、一个书包。
一进学校，大家都到小卖部去买一块毛巾、一根带子，或者就用鞋带也行，总之缝一个装饭盒的袋子，挂在书包上。这就是校园生活的“行头”。
早餐经常是玉米糊，忙起来，很容易弄到身上，那也顾不得了。特别是冬天，棉衣的外壳上时常都带着点棒子面粥。无伤大雅。碗筷一冲洗，赶快跑去上课。
上“小课”，都是必修课，要考试的，不过有讲义，渐渐地，我可以缺几节课，因为要赶去上“大课”。
“大课”常常人满为患，找不到座位，就站在走廊上，站在窗外。有的是公共课，有的是外系的课。
中文系的老先生们，如吴组缃、王力、林庚先生的课，那简直就像是节日一样，早早地就打听好了，届时如“打仗”一样地抢位子。我常去听哲学系的大课。以前读过的黑格尔著作，进校后看的《小逻辑》以及罗素等等，稀里糊涂。去听那些专家学者的讲解，梳理自己的积累，重新认知。
有时在路上，看见人涌如潮地往某个方向跑，抓住一个问：“什么课？”一听，有吸引力，立刻改变自己的方向，也加入他们，奔去听这意外所得的课程了。
很多同学骑着破自行车，我也到海淀去买了一辆，破中最破的，记得是20元，把我的积蓄花光了。那辆车可以说是“除了铃铛，哪儿都响”。
课堂出来，就直接奔图书馆。那里座无虚席，但有一批人正起身，要去上课，你可以赶去接他们的班。
当我出发前往北大时，父亲郑重叮嘱过：“到了北京大学，就要学北大独有的东西，《胡适文存》这本书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北大图书馆的孤本库里一定会有收藏，你去读。那是胡适自己的文字，你才可以了解到他的见解。不必看别人写的。”
拿上两个馒头，我就进了图书馆的库本室。那里有一个长桌，周围是椅子，很冷清。
开卷后，我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胡适，写东西却是那么平淡，可以说是无奇。这样的文风，如何与鲁迅对垒呢？
再看下去，觉得他徐徐道来的，比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说中了中国人的通病。他讲话犹如一位朋友，不似鲁迅的激进和刺激人。
胡适教人试图去找一条出路，怎样走出来。“实验主义”并不虚妄。他的意思是：你不必先忙着确定你的“主义”，多研究几个“问题”，也许你对中国就有了更加切实的了解。这一次孤独的阅读，对我至关重要。
那个年代苦读成风。
记得班上鸿宾同学时常熬夜。夏天，他站在路灯下面读书，一面用大蒲扇子拍打蚊子。班主任来查夜，他还躲藏，仿佛不需要睡觉。
福建来的女生莹，可以背诵《唐诗三百首》。班上老范约她到未名湖畔去测试，屡试不爽。
莹的男友帮她在女生宿舍安装床头灯。于是人人效仿。
晚上熄灯时间一到，各床亮起小灯。每天一大早，开门之前，图书馆就被包围了。
也许是我习惯于一种孤独气氛里的思索与阅读，我并不觉得“占位子”有多么重要。我打趣说：她们去那里，主要是为了“认识人”。大家都去图书馆，正好，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没人了，可悠哉游哉打理自己的事。
都说到图书馆去容易“出活儿”，可我的感受是，在那种群体的氛围下，无论看书、写作业、写论文都会变成“干活”，东西是出来了，可是太匠气，只能达到中质水平。中规中矩而已，而不会“出彩”。图书馆的“气场”，不适合创意性的思考，不利于灵性与个性的飞驰。我不是一个面壁的好角色。脑子里面搁着问题，我可以去做些不相干的事情，问题像车轮子一样，自己转动着，突然就有了顿悟。我在乎的是自己“注意力的投放”，而不是表面的时间。
北大当时最出名的是“三角地”，那是连接大饭厅和宿舍的一个转角地带。每天，两股人流在那里交织。
一股是下课后到食堂打好饭，边吃边往宿舍走的人，一股是从宿舍方向拿着空碗赶往饭厅去的人。那里因此成为一个最及时最热门的信息传播中心。
“三角地”道旁有一排黑板，上面张贴布告，多数是海报，今天晚上有什么讲座之类；也有同学“告示”：准备处理什么东西，如果需要可到某楼几号房间找他。
还有“求友”的启事，直接申诉孤独，上面被批很多“我爱你”、“吻你”的戏谑的话。
有一个男生宿舍失火，贴了一张“求援”，放了一只塑料桶在那里，我们走过都扔点饭菜票进去，还有同学捐赠多余的被褥。几天后贴出一张“谢谢！够了”。捐赠结束。
文艺在复兴中，一批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白淑湘的《天鹅湖》、李光曦的《茶花女》、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等，眼见都是他们的最后流光了。
我们踊跃订票，挥金如土。在周末之夜奔到五道口，奔到灯市口，大饱眼福。
享受精神盛宴的那几个月里，我穷到用盐代替牙膏。因为没有钱买水果吃，这年冬季我的嘴唇一直干裂流血。但亲眼目睹这些艺术瑰宝的机会，我一次也没放过。
班长眉总是说：“张曼菱，又在寅吃卯粮，后半个月又青黄不接啦！”
有一个愉快的活儿，就是系里从文化部揽来许多剧本，让我们“代审”，填上意见，作个初选。每看完一部剧，就发两张“内部电影”票。 当年那些还没有开禁的外国新电影和经典片都是“内部放映”，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日本的《罗生门》，前苏联的《审判词》，还有《拿破仑》等名片，就是在那时看的。
班上有几个男生和我，是跑步去看电影的。健身，也省了车钱。
北大校园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的印象都很深：
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儿子，因其父工作调动，从武汉大学转入北大读书，然后就退学了。
这事至今有两个版本。
一说：因为武汉大学团委提出抗议：是不是以后武汉大学的学生都可以转学到北大？那位领导人从武汉调进京，他的儿子就可以转学到北大，莫非父亲升职了儿子的学校也可以升级别吗？
另一说：这位“高干”之子考试四门不及格，按照校规必须退学；当他考完前三门，都不及格，有人向第四门课的老师打招呼。可是老师说，“我不知道谁是谁的儿子，我只知道按标准打分。”于是也不及格。这样系里就劝退他。
人家退学后，马上进了美国的一所名校。可北大说，他去哪儿我们不管，但这个分数不能留在北大。
总之，一位高官的儿子在北大遇到了挫折。大家对“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对“事”有感觉，因而对校园生活更加珍惜和充满自豪感。
最初的舞会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而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
每次跳完，回到宿舍我会夸口：“今天我跳了九个男生”或者“八个男生”。其实所有的舞伴们对我来说，全都是手、手、手、手、手。热手冷手汗手大手小手高的手矮的手。
跳完第二天，在路上遇到，我就记不得对方了，常让人家生气。那就是室内的体育运动，并无交际之实。
清华的女生常来北大跳舞。她们从清华出来，到北大就解开长发。清华当时是不容许“披发”的。她们回去，到清华园门口，又要把头发编起来。
于是送她们回去的北大男生感慨不已，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冬天，清华人大量地来到北大未名湖上的溜冰场。因为清华没有冰场。
有一天，北大溜冰场开始“清场”。未名湖边上挂起了条幅“非北大学生禁止上冰场”。两名穿着棉大衣戴红袖套的保安，挨个地查学生证。只要一看冰鞋不是从北大租的，外来者，都驱逐出去。
那个周末晚上，北大学生照例拎着凳子到清华的操场上去看露天电影。坐稳了，放映之前，银幕上打出一条字幅“非清华的学生请出场”。北大人骂骂咧咧地回来了。人家报复呢。
当年北大，西校门是正门，是汽车不能进入的一道古典式的大门。学子和教员们熙来攘往，穿过门洞，有的推一辆自行车，也是旧的。总之，有一种学府气韵，很是“入眼”。
每从外面灰尘仆仆地回来，一进这西门，就有了宁静感，回归感。
正对西门，通往办公楼去的汉白玉石桥，被同学称为“小金水桥”。这也是北大人的自大情绪吧。据说，在楼前草地上的那两个华表，和天安门前面的两个，是配错了的一对。不知是兵乱，还是工匠的粗忽，居然有这种事情。也就那么一说，没有人去核对、反驳。
那天早上，在这样一个“英才”欢迎“英雄”的喜气洋洋的大场面中，我忽然听到一番冷语。
一个男生在我耳边说：“你看，北大这么多学生，个个都以为自己是人才。十年之后，这里面，可能出那么几个部长、一个总理、七八个顶尖级的专家，就不得了啦！剩下的也就是些庸才，还有几个坐牢的，这是肯定的。”
在那明媚的阳光下面，这真是惊世骇俗之论。我不解地看着他，甚至带点愤怒。他却朝我一笑而去。我那种“欢呼”的情绪已经随之一落千丈。整个热闹顿时被我置之度外。
他的这番话一直盘桓在我脑海里，很多年来，经常浮现、品味、验证。这就是这座校园的奥秘吧，永远没有划一的步伐，永远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永远有清醒的头脑在说话。
转自《书摘》2014年第7期（摘自《北大回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