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义上看，所有的创新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新颖性，无论这种新颖性是对公司、市场还是整个世界来说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不仅仅是要有新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形成一个可行的经营理念。
通用电气公司（GE）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定义：“创新，是挑战和改变现状，以提高客户的体验，并带来新的价值形式。”GE公司的定义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属性。首先，它把焦点放在了挑战现状和破坏已建立的秩序上，正如约瑟夫·熊彼特名言中所提到的：“企业战略的每一部分都必须被理解为迎着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其次，它提醒我们，组织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他们的客户，并且真正的创新必须为客户们创造真正的价值，即使是一种客户们永远也看不到的创新，例如可以生产更低价格产品的新型机器。作家约翰·高（John Kao）提出了另一个有用的而颇具雄心的定义，他把创新描述为“将现有的条件转变为更好的”。
一直以来，创新被认为属于工程范畴，即创新必须创造新的或改进的消费品，如最初的iPad和其系列产品，或增强的机器和设备，如用于制造产品的激光和计算机控制的机械。但是，服务创新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服务业已占美国经济的80％以上，也占多数欧洲国家经济的75％甚至更多。因此，对创新的理解已经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扩大到包括应用和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创造新客户体验和服务交付方法等。这些都有可能使包括零售、物流、医疗保健、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等在内的所有服务业发生转变。
无论如何定义，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推动经济、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改善生活质量，并提高国家竞争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ia）在2010年3月发布的《OECD创新战略》中评价道：“国家需要利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因为创新已是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关键所在。”
最近几年，已有少数但在不断增加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看到，积累更多的储蓄或资本对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反，创新才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例如，2000年到2007年间，英国私营部门生产力增长的2/3是由于创新的结果。而且，当克列诺（Klenow）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RodriguezClare）将各国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差异分解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三份时，他们发现，在劳动力人均收入增长中，有90％以上归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本（即创新），而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实际数量的变化却仅占9%。此外，技术创新更是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例如，一项对美国商务部资助的14个研究项目样本的研究显示，创新对社会回报率的中位数为144％，远远高于对它们的资金投入。经济学家埃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发现，资助学术研究（就其对美国公司生产和流程发展的影响而言）所带来的社会回报率至少达到40%。
创新——熊彼特所提到的“创造性破坏风暴”的源泉——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其巨大的经济影响：一是提高生产力，二是促进创建可以带来新价值的新公司或活动。对于前者，21世纪初，一个接一个产业的企业们都使用了计算机、通讯和软件来简化作业并提高效率。其结果是，1995年到2008年间，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创新使用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速中至少起到了50％以上的作用，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原来增加了大约2万亿美元。
创新除了可以提升现有企业的生产力外，还能够推动新（且往往更具生产力和竞争力）企业和产业的创建。而这些创新型企业和产业往往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在美国，创新密集型产业雇员的平均工资在1990年到2007年间增加了50%，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半。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都在如此强烈地追求全球创新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都希望成为下一个数以千计的高薪创新工作岗位的所在地。
然而，创新，不只是创造新的价值，也是取代旧的企业和活动。事实上，企业创建和更替的这种动荡、动态的过程正是经济复兴和增长的重要来源。创新需要不断更新，在企业和经济层面都是如此。在企业层面，卡尔·富兰克林（Carl Franklin）和拉里·基利（Larry Keeley）的研究表明，无法将至少10%的年度收入来源替换为新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将很有可能在5年内被淘汰。信息技术革命只会加速IT生产和消费行业的这种动态过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写道：“我们在信息产业中看到了更大的动荡和波动性，反映出创造性破坏风暴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颠覆性创新。”事实上，这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技术密集产业中的领军企业之间利润差距的急剧扩大。今天，领先者真正受益于创新，而创新落后的企业们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时候是致命的代价——破产和解散。
正如企业必须不断地通过创新自我更新一样，经济也必须如此。例如1976年至1996年间，在美国制造业中，从低生产率企业到高生产率企业的生产再分配占制造业生产力增长的一半以上。企业要么创新，变得更有效率，要么失去市场份额和工作岗位。创新也在加速着一个经济体中企业更替的步伐。上世纪初S＆P 500企业的平均寿命大于60年，而今天的平均寿命仅为20年。有98%的美国企业在11年内消失。日本和欧洲企业的平均寿命是12年半。尽管看上去倒退了，但这种搅动过程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经济大萧条前，每年大约有75万个新的机构在美国开业——其中50万是那些新创业的企业——创造了超过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每年有近70万机构关闭，在此过程中失掉了超过600万个工作岗位。在一项对23个OECD国家进行的研究中，奥德斯（Audretsch）等人发现，这种持续的创业率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考夫曼基金会的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指出，如果这些新开业的企业中只有60家可以成长为十亿美元的企业，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全年经济增长中增加一个额外的百分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比原本早六年翻倍。阻碍企业创立或解散的国家会抑制创新为经济带来的动态效应。
因此，创新能力与单个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创新对于这两者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在1995年开始的全球创新优势竞争出现之前，机构和国家如果不能创新的话仅仅意味着增长缓慢，就像那些暴饮暴食又缺乏锻炼的人会变成讨厌的“沙发土豆”一样。但在今天，不能创新，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则会导致企业的倒闭，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减弱，并最终形成结构性经济危机。今天，不能快速有效地创新会导致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经济问题。正如熊彼特阐述的，在资本主义的现实里，与其教科书图片不同的是，起作用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冲击到的不是现有企业利润的边缘，而是它们的命脉。如今，冲击到企业和国家经济体经济命脉的正是这种创新优势的竞争。
现在，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来保持全球竞争力。对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如果没有创新将难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尤为关键的是，它们能够领导流程创新自动化生产和用更少的工人更多地产出，以及将价值链提升到欠发达国家无法生产或至少中短期无法做好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上去。此外，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想要取得成功，其创新不仅仅限于新的高增长创业企业上——美国多数创新政策的重点，而且需要更广大的中大型企业和商业机构。这样做可使美国在减少贸易赤字的同时，创造出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摘自《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美]罗伯特·阿特金森、史蒂芬·伊泽尔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