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有限的意义上来反观一下儒家，也反观一下经济学。我觉得有些理论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觉。一种理论就是儒家。早期的儒家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先秦儒家，是形而下起源的。周公由夏商周的治理经验总结而成的一些原则，如孔子学礼，他们都是从形而下的经验之中总结出一些原则。但是应该说他们对自己经验的边界都很清楚，这一点是儒家比较好的一面。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在对自己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面，是非常慎重的，它不想去无限推广。比如说孔子在讲到形而上的时候，经常讲“未知生，焉知死”。人家问孔子死是什么东西，死后面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既然不知道，他就不说，那么就“敬鬼神而远之”。鬼神的事情超越了，或者很复杂，不去说它。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很重要，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要“不知道也说知道”，他是很慎重的。
儒家对天怀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人是有限的，世间万物不是由人的行动所决定的，所以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与老子讲的“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很相近。知道你有不知，你很上乘；而不知道你有不知道的东西，那你有毛病，你是错的。这些都是非常恰当的态度。对格物致知所获得的知识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儒家和道家都怀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可以讲的，但不是总能把它讲清楚，只是“千虑一得”“德者得也”，这样一种态度就比较好。儒家从夏商周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基本上是一个恰当稳妥的文化传统。它的逻辑就是自然神的逻辑，就是一种对天敬畏，要遵从自然秩序的逻辑。这方面它和道家是比较相近的，可能道家讲得更透彻一点儿。
西方经济学在早期起源的时候，实际上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互动。十六七世纪，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传到欧洲去，应该说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主要是魁奈和斯密。这方面的文献，我写过一篇《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在《读书》上发表过，有一个很细的叙述，大家可以去看。其实现代经济学最早期的奠基时期，最重要的主张就是遵从自然秩序。这没有在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突出地反映出来。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一大堆数学公式。
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家一般只解第一层意思，就是尊重个人自由，要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它的更深一层含义是要遵从自然秩序，遵从自然秩序演化出来的结果。这应该是经济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思想。大家可以看魁奈的《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学中，在魁奈和斯密的思想中，一些主张很类似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儒家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它的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它不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且反对政府对很多制度创立的干预。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魁奈和斯密这里；当然，后来哈耶克是一个很好的继承人。我觉得在儒家中，在经济学中，这样的一种取向，即把有限当有限，不把有限扩展为无限，对无限有所敬畏的这样一种思想，是非常突出的。这是我们要比较清楚地去理解的。
后来的经济学有时候走得比较偏。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走到了计划经济，这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夸张。还有新古典经济学也有某种精英设计的倾向性。到了制度经济学，又重新强调有限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强调有限理性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即把有限当无限，你的格物致知的，经验的结果，就是经验的结果，它不是全部的真理。应该说，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本真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这是要和大家强调的。从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角度来看，我觉得它不仅仅把中国的儒家道家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资源来接受，而是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两者才会非常一致。
在儒家传统中，《大学》里讲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我说这是两种取向。后来在儒家传统的发展中这两种取向就比较明显，尤其到了宋代，就更明显了。当然如前面所讲的，儒家的早期是形而下地形成的，周公、孔子都是把周族中，或周天子统治范围内的传统秩序加以收集、整理和提炼，形成了基本的文化传统，这是所谓的周礼，这都是形而下的，这种文化是以孝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儒家也有所谓的形而上的传统，主要继承了夏商周对天的看法。大家知道，甲骨文里就有上帝这个概念，上帝这个概念是一种全知全能的神的概念。周强调天，商也有天这个概念。
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看看上古史，比如说《尚书》，要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有理解的话，必须看史。其实有时我认为看史挺有趣的。中国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甲骨文，我们是象形文字，可以去解，去猜它，看看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中国有“天”的传统，也有“天命”的传统。像《尚书》里的成汤伐桀，就是商朝的第一位天子成汤要伐夏桀，《汤誓》就讲到了天命的概念。到了武王伐纣，也有天命的概念，这都是很超越的。这两个传统在儒家内部一直都有。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天命的概念拔高了，有天人感应，用所谓的天人感应的方法将整体主义之天，这种超越的天凌驾于只能代表有限和局部的天子头上。这是天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宋儒提出了天理的概念，这也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他们也用天理这种宪政纲领统摄帝王。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驾驭更大的、流动性更强的中国社会。
在之前一个有关宗教的讨论会上，我比较了一下中国的祭祀传统和日本的祭祀传统。日本神道教的问题是把天皇等同于天神，而在中国，到周以后，就从来不是这样了，周以后就有天和天子之分。大家知道，天是无限的，神的概念，而天子只是天的儿子，只是一个凡人，他低于天，他不等同于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它和日本的那套逻辑完全不一样。中国也有祭天，也有祭祖，但是中国把最光荣、最能够耀祖光宗的祭祀的一种方式叫作配天。什么叫配天？就是在祭天的时候把祖先配祀在旁边，主祭是天，非常伟大的祖先文王武王周公放在左右两边，已经是非常棒的，已经是耀祖光宗的了，但绝不把自己的祖先等同于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
应该说，到了宋代，在学问上，这两个取向非常明显，所谓在“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之间的辨析，比较典型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之间的辩论，很著名的“鹅湖会讲”。心性儒学起自陆学，陆家兄弟主张“心即理”，就是这种取向：我就是通过内心体悟发现天道的，我不需要读书。大家知道这一派也很有意思的，很省事，不用读书就能体悟天道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这两个取向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个取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都能从先秦儒家那儿找到支持自己的依据，也互相指责。陆家兄弟说朱熹“太支离”，即支离破碎。为什么呢？朱熹的东西都是经验的，你左格一个物，右格一个物，积累起来就算你的知识了，太支离破碎了。朱熹说陆家兄弟是“教人过简”，告诉学生一个“心即理”就完了，不需要读书了，太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种对立。
（本文摘自盛洪教授新书《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