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前言
本·伯南克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5月出版
2008年9月16日，周二，晚上8点。我身心俱疲，却不得喘息。在美联储的埃克尔斯大楼内，我通过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能看到宪法大道上的红绿灯，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国家广场上那些榆树的轮廓。数十名美联储雇员仍在加班，但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却静悄悄、空荡荡的。
美联储公共关系部门主管、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静静地坐着。办公室里除了我之外，只有她了。她在等我说点什么。
就在4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当天下午4点，我正和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并排坐在白宫罗斯福厅的棕色皮沙发上，参加一场有总统在场的高级别会议。罗斯福厅没有窗户，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壁炉上方悬挂着“狂野骑士”西奥多·罗斯福（昵称泰迪）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的他正骑着一匹前蹄抬起的高头大马。我和保尔森的前面摆放着一张擦得光亮的实木桌子，桌子对面坐着白宫当时的主人——乔治·沃克·小布什总统。此时的他，脸上写满了忧郁。总统旁边坐着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总统的顾问们、保尔森的高级助手们以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代表们围坐在桌子四周。
通常来讲，总统喜欢保持一种轻松的会议氛围，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会先说几句俏皮话，或者跟一位关系密切的顾问开个善意的玩笑。但那天下午却没有出现这番情景，他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们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问题振聋发聩。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应对一场失控的金融危机。2008年3月，美联储为摩根大通提供了3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其救助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2008年9月7日，小布什政府宣布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以避免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因为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两家机构承保或者购买的房地产贷款约占美国居民房地产市场的50%。2008年9 月15日凌晨1点45分，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在此之前，保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曾经竭尽全力地想为雷曼兄弟寻找一家并购伙伴，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现在，我要向总统解释清楚为什么美联储打算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美国国际集团一度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但在运营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鲁莽的举动，运用了多项新奇的金融工具，为大量风险极高的金融产品提供保险，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然而，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现象的增速达到了空前之快的地步，那些曾经购买这类保险的金融公司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的其他交易对手纷纷向美国国际集团索赔。在现金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国际集团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破产，甚至有可能连几个小时都撑不了。我告诉总统，我们之所以打算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动机绝对不是希望帮助它的雇员或股东，而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无法承受它的破产。
早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市场已经陷入了全面恐慌之中，其严重程度，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在周一的交易日当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了504点，创下2001年9月17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股市重开之日）以来最大的单日下跌点数。抛售浪潮扩散到了全球市场。随着市场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银行间贷款利率一路飙升。不幸的是，我们收到的报告显示，雷曼兄弟崩溃后，很多基金蒙受损失，大大小小的投资者都在迅速撤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会议室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深知，2008年是总统大选之年，从政治角度来看，此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将是一个可怕的举措。要知道，就在两周之前，总统自己的政党在2008年竞选纲领中还明确地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此外，美联储提出的干预措施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企业应该接受市场的约束，政府应该远离企业的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然而，我知道，现在的金融形势已经十分混乱了，一旦美国国际集团违约，形势就会恶化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虽然暂不可知，但肯定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比雷曼兄弟多出50%以上，业务覆盖130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7 400多万个企业与个人客户。仅仅在美国，该集团就为18万家小公司和其他公司实体提供商业保险，这些公司的雇员总量多达1.06亿人，占据美国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它的保险产品保护的对象包括市政当局、养老基金以及401（k）退休储蓄计划的参与者。由于国际业务关联程度非常深，一旦美国国际集团破产，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金融巨头的崩溃。
总统一脸严肃，在认真地倾听着。当天早些时候，保尔森曾提醒他说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行动可能是必要的，而且总统也知道我们的选择余地是极其有限的。在私营部门，没有任何投资者想收购它或为它提供贷款。政府没有钱，也没有权力去救助它。但如果它的众多分支机构的市值足以作为政府贷款的担保，那么美联储可以出手，为其提供贷款，使其免于倒闭。
在是否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上，总统的反应与其在危机期间的惯常反应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对我和保尔森的信任，说我们应该做有必要的事情，他会尽己所能地为我们提供政治支持。他很信任我，而且只要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无论这可能给他本人以及他的政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都会支持我们放手去做。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拥有总统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总统还对我和保尔森讲，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白宫那场会议结束之后，我和保尔森又赶到了国会山，当天晚上6点半还有一场会议等着我们。那场会议进行得较为艰难。我、保尔森以及一些国会领导人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房间太小，以至于缺少一张桌子，连椅子都没摆够。因为那场会议筹备得十分仓促，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都无暇到场，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在那里。此外，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也到了，包括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等。
我和保尔森再次解释了美国国际集团的状况以及我们提出的应对举措。各种各样的问题向我们袭来。有些议员问到美联储是否有权借钱给一家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美联储能够把钱借给银行和储蓄机构。我解释了《联邦储备法》在大萧条时期增加的一项条文，即第13条第3款。该条文规定，在“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五个或以上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表决同意，美联储可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有些议员想知道让美国国际集团倒闭的后果，以及美国国际集团如何偿还贷款。我们尽量逐一作答。是的，我们认为这一步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给出任何担保。
当问题开始减少的时候，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参议员里德正在用双手抚面，疲态尽显。他最后说道：“主席先生，部长先生，我感谢你们今天晚上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并回答我们的问题，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们也听到了一些评论和反映，但不要错误地把在座各位所说的话视为国会批准了你们的做法。我要把话说清楚，这是你们的决定，责任也由你们承担。”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了办公室。负责与美国国际集团谈判贷款协议的盖特纳打来电话说，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坦率地讲，我们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因为我们不想去奖励一个失败的公司，也不想鼓励其他公司效仿美国国际集团去承担可能引发破产的风险。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贷款利息很高，并且注资后占股比例要接近80%，这样一来，如果救助方案奏效，纳税人就能从中受益。当时，美联储自己的理事会已经批准了救助方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消息发布给媒体。
但我仍然需要一些时间通盘考虑一下。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其他合理的选择了，但我还知道决策过程有时候会遭到惯性力量的裹挟。在此过程中，把事情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毫无疑问，我们将采取的措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虽然850亿美元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涉及的风险绝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如果美国国际集团拿到贷款后仍然失败了，那么金融市场上的恐慌情绪就会加剧，市场对于美联储危机管控能力的信心或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外，美联储的前途也将岌岌可危。参议员里德已经明确表示国会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总统虽然会为我们辩护，但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卸任了。如果我们失败了，愤怒的国会可能会重创美联储。我不想让自己的决策导致美联储的毁灭，不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回忆。
我看着窗外的宪法大道，暗自思忖道：“我还能阻止这一切。”要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贷款，需要美联储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因此，只要我此刻改弦更张，就能阻止这一切。我把这种想法讲给了米歇尔听，并且补充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宣布任何事情呢。”
如果我们采取了行动，没有谁会感谢我们，但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又有谁会感谢我们呢？美联储是一个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做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策，是它存在的一个理由。它成立的目标恰恰就是如此：做他人不能或不愿做，却又必须要做的事。
米歇尔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轻柔地说道：“我们得发布点什么。”
“好吧，”我说，“这事必须做。我们再最后看一遍新闻稿。”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