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为防范风险，人们不得不给家族附加上太多其本不应有的含义。但如果社会金融体系已经有了发展，就不必再以传统伦理束缚人的行为，而应发挥金融的作用，进而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
本文原载于《金融的逻辑1》
作者: 陈志武
出版社: 西北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01：金融何以富民强国
出版年: 2015-2
页数: 384
定价: 58.00
装帧: 精装
丛书: “陈志武金融作品”系列
ISBN: 9787560435305
南方周末: 市场在如何改变中国?
陈志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在改变。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利益交换和互助,“血浓于水”,血缘内交易的违约风险小。
像任何传统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不发达,与陌生人交易的违约风险太高,太容易受骗,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换、风险分担以及资源共享主要在亲属关系网内进行。儒家主张的“孝道”、“三纲五常”以及以名分等级建立的社会秩序,大致是为了最小化这些人际交易的违约风险。“孝顺”、“还人情”等都是金融交易意义上还债的概念。
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里,儒家文化对血缘、家庭的强调,确保了中国人能够在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生存几率,能够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特别是,家族越大、越旺,族内资源共享、风险互担能力就越强,其繁衍下去的概率自然越高。
但,这些年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远离你的出生地到他乡去工作、生活,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使社会结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土壤已破裂。你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大家族网络来保证你未来的经济需要,血缘网络离你越来越远,不能再靠它来对冲自然灾难风险或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
不过,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的同时,保险业、养老基金业、投资基金业和银行系统正在快速发展,这些年的金融发展真的很快。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正在取代传统儒家文化维系的家庭、家族,为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养老、病残等意外事件提供保障工具。我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这些社会后果非常感兴趣。
比如,我和几位研究生做了两个问卷调查,一个是两年前做的,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其中,当我们问“你为什么要孩子”这个问题时,每个人可以选择多种答案中的任何几个。一个答案是“养子防老”,第二个答案是“因为喜欢小孩子和情感”,第三是“传宗接代”,等等。我们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答案选择上差别最明显。在农村,大约70%的人会说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是“养子防老”。然而,在北京,只有约15%的人说是“养子防老”。城市居民更可能说是因为情感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选择生小孩,农村人极少会说是因为喜欢而生小孩。
但,除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之外,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人是否已经购买保险或者使用了任何一种市场提供的避险养老金融工具。买了保险或养老产品、投资基金的人更可能会说“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高低对生小孩的目的和态度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有没有持有现代金融产品更有决定作用,这让我们感到意外。
南方周末: 你认为市场的改变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还是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产生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
陈志武: 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没有关系,中国人和中国制造的商品也开始大量出国。
当然,收入也在增加,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了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我要说的是,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但过去二三十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我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而很多人还没感觉到这点。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的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与心的对话。
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当作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哪,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
有些时候,当我去拜访朋友时,我会有意无意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跟小孩的关系的。而越来越多的时候,在城市家庭里,我看到父母们确实在试图与他们的孩子对话,不再是单向地训话。
代际间的平等对话,这显然有失体统,是违背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是反儒家传统的。但在农村可不是这样。在农村,比如在我的湖南老家,几乎所有的人仍然从经济预期角度来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生小孩、交朋友仍然以经济目的为首要考虑,家庭关系缺乏情感上的交流,感情的东西还过于奢侈。
南方周末: 你认为保险和投资基金的引入会对人际关系造成这种影响?
陈志武: 会的。在这方面,我已经做过许多研究,而且还会继续做。家庭或者家族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促进经济交换,特别是金融交换,其作用是利用血缘这种天然的信用基础,促成成员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以此增加每个人一辈子的福利。
在历史上,在没有契约执行制度之前,人际间交易的违约风险、受骗风险历来是最头痛的事。而血缘是家庭、家族成员间天然共同的东西,你想推也推不掉,想从里面分离出来也难,它也就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信任基础。而且,在现代市场制度出现之前,那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种信用基础。
人际间的经济交换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形商品交易,比如粮食买卖,这种交易是现货交易,一方今天付钱,另一方今天交货,是一次性买卖,对信誉、信任的要求不高。第二类是涉及由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的价值交换。比如,我今天借钱让你上学,等你读完书工作后你要还债;或者,今天我遇到意外事件,你帮我,但一个共识是等你碰到困难时,我有责任帮你。当个体间的交换涉及跨越时空间的价值支付时,诚信、守约、信任就非常非常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家族永远有促进跨时空金融交换这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功能,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儒家“三纲五常”维系下的家族体系,可以大大降低跨时空价值交换的不确定性,降低违约风险,增加交易安全。
家庭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情感、非物质利益的交流。而那些非物质交流到目前还难以被市场替代。你不能轻易订立情感交流契约,因为感情的东西太主观、太难以用客观尺度测量,所以,情感交流还难以市场化。当我们说“爱情价更高”时,实际上还没有人们能普遍接受的测度“爱情”价值的“价”单位,否则,爱情也可以市场化了!
当金融市场发展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金融证券产品能够逐渐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让人们在远远比单个家庭、家族更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互补、进行风险分摊,其风险分摊的效果远远超过在单个家庭、家族之内的效果。一旦市场制度架构足够可靠,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后,大家的福利都会更高。让家庭重点定义在感情交流上,把经济交换功能从家庭、家族里剥离出来,家庭关系里可以不涉及利益交换。
这种改变在中国正非常迅速地进行。虽然我们看到一些人为了利益而结婚,这在哪个社会都有,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更多人正在重新调整家的定位。
当然,在美国,这种社会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了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基金、养老基金,还有已发展多年的保险产业和银行系统,这些促成经济交易从美国家庭里剥离出来。到今天,在美国,当人们考虑借钱、养老、获得保险、规避生活风险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去找他们的亲戚,而是宁愿与市场发生这些交易关系,以此使亲情关系更重感情、友情。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