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就热衷于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繁荣。他们秉承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们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派，其原因是“后发追赶”的美国，亟须有别于“日不落帝国”发展的理论支撑，这与当前的中国相似，亟须经济理论支持以寻求如何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重视非市场因素的研究，使他们的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包括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
率先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去探讨经济繁荣发展的是科斯。他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使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本书既不准备像制度学派一样跨学科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其他学科我知之甚少，也不准备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去探讨交易费用的问题，因为实用性会打折扣。本书准备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
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这是笔者多年从事投资银行研究养成的职业习惯。与机构投资者交流经济与金融形势时，他们的问题总是直接而务实。
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是机构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这隐含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背景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繁荣”多久，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假若中国未来不能实现繁荣，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任何的大类资产配置都意义不大，即便通过做空获得投资收益，但最后本币贬值也会导致购买力所剩无几。假若中国未来还能繁荣十年，那么需要思考大类资产配置的时间周期也同样只有十年。假若中国未来能实现“真实繁荣”，那么未来中国的股神将代代涌现，根本不用去羡慕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说：没有谁靠做空美国赚过钱。确实，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就繁荣到现在，所以巴菲特做多美国股市自然会搭上便车。假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菲特依照他做多的思路，在拉美国家做资产配置，恐怕不是倾家荡产，也是损失惨重，即便他对公司研究有独到见解，高人一筹，但在国家系统性风险面前，这些都变得微不足道。做资产配置最为关键的是把握方向，就像我们乘坐滚梯，假若电梯往下，我们想往上走，不知道要多努力才能前进一小步，并且稍不注意就被电梯带下去；假若与电梯的方向一致，即便不走，也能跟着上去，当然跟着电梯方向努力走的，前进得更快。这充分说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股神出在美国，而没有出在其他经济体。
中国经济能繁荣多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如何实现“真实繁荣”？
要去研究这么一个宏伟的问题，估计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回避，因为，首先这问题研究的范围太广，很难用数据说清楚，其次研究跨度太大、限制条件太多，很难准确把握。经济研究者更愿意在限定条件下建立数理模型，然后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或者，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经济理论及政策建议。前者需要研究的是制约因素的选择，而后者研究的是制约因素内的选择。借用杨小凯教授的研究观点，就是前者探讨角点解的问题，而后者探讨内点解的问题，复杂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越复杂的问题，越难说清楚，其科学性也可能越差。
但作为在“前沿阵地”探讨“资产配置”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又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大的方向判断不准确，任何后续的研究工作也就缺乏意义。作为经济研究者而言，对数据分析都会“掘地三尺”，很难被“虚假繁荣”所迷惑，但往往容易迷失在数据揭示的“繁荣幻觉”之中。印度经济学家帕特尔于1961年发表论文，以无可辩驳的数学计算进行预测：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在大约30年之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便会赶超美国。当然在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一预测结果与实际发展大相径庭。一旦对大的方向出现判断失误，不管他当年的数学计算多么“严密”，他的研究也变得黯然失色。假若当年从事全球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听信于他，估计即便没有破产，也应饱受了痛苦煎熬，更别幻想成为“巴菲特”了。
基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真实繁荣”，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繁荣？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糟糕的制度安排，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但一些在西方成熟经济体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移植到发展中经济体，就出现了“变异”和“扭曲”，有人说，那是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不行”，这些经济体的人善于钻营，再好的制度安排到这些经济体都会“南橘北枳”。其实这是误解！设计得再精美的制度安排，假若背离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带来的其实是大家对它的“美好幻觉”，并不“真实”。唯有适合经济体发展的制度安排才是“真实” 的。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没有好与坏的制度安排，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安排。一段时间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将演化为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但人的惯性思维，容易沉溺于过去成功过的制度安排，或者移植其他经济体取得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从而导致制度安排僵化或制度安排移植过程中“水土不服”，制约了自身经济的“真实繁荣”。
因此，实现“真实繁荣”的精髓在于建立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更加柔性地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能有效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相比较于人类历史上制度安排演进的其他两个发展路径——“革命”或“改良”而言，这个“第三条”发展之路的冲击成本更小，可控性更强。由于利益集团没有固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都能在“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调整过程中得到有效化解。
该文摘自《真实繁荣》中《前言》的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潘向东，经济学博士、博士后,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财经改革发展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理事。曾任《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的审稿专家。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等学术杂志发表过数篇论文。先后主持或参加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博士后基金等。2011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