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荐书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本书指出金融分权是解释中国经济周期更重要的原因，主要内容包括：地方层面的财政-金融关联与债务缩胀，地方干预与中央集中视角下的金融分权的逻辑，地方政府行为、财政—金融关联与宏观经济波动，金融分权、财政分权与经济波动，“近约束”与地方政府融资，中国式失衡辨析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经济周期的新特征、新机理研究，失衡式增长、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市场结构、融资成本和货币政策传导。
作者：傅雷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12月
序
如何跳出中国式分权的困境
很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非常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地方政府官员最热衷的事情是招商引资、修路建厂。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
钱颖一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借助管理学的思路，分析了U形组织和M形组织的区别，强调中国始终无法实现经济集权，中国的小企业众多，工业化程度不高，各地情况差异极大，所以不得不接受分权的现实，而分权恰恰有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张五常教授也指出，县域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张军、周业安等学者也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锦标比赛”做了深入的分析。傅勇博士是国内最早提出“中国式分权”的学者之一。和别的学者不同，他有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中国经济现实有敏锐的观察。他在已有的学界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金融分权”的概念，并以此为主要线索，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宏观失衡。
所谓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分权并非把权力一分了之。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仍然保留着对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控制，也会不断地对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边界进行调整，时放时收，相机抉择。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两个鲜明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投资基础设施、重化工业和房地产，同时采取了各种对投资者亲善的优惠政策。很多能干的地方官员看起来更像是企业家，而非行政官僚。如果哪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证明当地官员的执政能力更强，他们也就有更大的晋升机会。当然，也不必讳言，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项目投资，是有不可告人的“寻租”动机。
二是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很强，总是大起大落。这和“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放权—集权周期是有关的。政府鼓励下的经济增长经常会比由市场经济力量自发推动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但也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旦出现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就会采取各种紧缩手段。不仅在货币政策上抽紧银根，还要在产业政策上压缩产能，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边界。这种频繁的调整加剧了经济波动。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本来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但在中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反而扩大了波幅。
在研究“中国式分权”的时候，学者们大多更注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也就是说，对“财政分权”关注得更多。有些学者试图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正如傅勇博士指出的，增长动力是制度化的，经济周期却起起落落。经济周期有长有短。长周期更多地受到重大技术变革的影响，短周期则更多地受到货币、信贷因素的影响。傅勇博士提出，金融分权是解释中国经济周期更重要的原因。
这一判断是基于一个事实，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控制主要依赖金融调控，而非财政制度。围绕着中央—地方关系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总的方向是趋于更加规范和稳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收放主要体现在货币、信贷政策方面。就以著名的四万亿元刺激政策而言，尽管看起来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正如我们随后看到的，真正起作用的是2009年出现的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的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并用于热火朝天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也广泛参与了多层次的金融资本市场。除了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还有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乡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政府在支持本地企业上市的时候也非常积极。各地的产业投资基金、各地兴建的各种类型的交易平台层出不穷。
“金融分权”才是房间里的大象。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文献一直忽视了这一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受市场供需决定的，不可能出现地方性的分割市场。但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依然模糊。更为复杂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半政府、半市场的，这是“金融分权”的重要制度背景。
傅勇博士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集权—分权的体制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金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就连中国人民银行也一度被撤并，和财政部合署办公。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独立。由于实行“条块结合”的信贷管理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均由总行和地方政府双重管理，地方政府获得了广泛干预金融资源分配的权力。这导致了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后，金融权力开始由放到收。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8年，总的趋势是中央收回地方的金融资源分配权。这不仅是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更多是出于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第四阶段是2008年到2012年。由于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加大资金配套力度，允许地方通过融资平台扩大向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举债。这是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大爆炸”。其好处是迅速拉动了中国经济复苏，但弊端是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第五阶段是从2013年开始的，这一阶段的主要方向是如何跳出集权—分权周期，打破治乱循环。
傅勇博士建议，一个重要的改革应该是大力推进市政债，把过去的“土地财政+平台融资”模式改变为“财产税+市政债”模式。由于地方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支撑其支出，所以不得不依靠卖地的收入。“土地财政”带来的恶果是房地产业绑架了地方政府，地价和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降，而且，这是一种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红利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向银行借款，可能加剧“期限错配”：地方投资的项目都是长期的，但银行贷款大多是短期的。同时，这些贷款很难追溯，很难做到透明化和政务公开。如果通过引进财产税等地方税种，增加地方的税收收入，同时推动市政债的发行，可以从制度基础上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傅勇博士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近约束”。企业可能面临“硬约束”或“软约束”。如果企业面临“硬约束”，挣到钱才能生存，赔了钱就要破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克勤克俭、锐意进取。如果企业面临“软约束”，赔了钱还有政府补贴，自然会滋生懈怠散漫的情绪。同样，如果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面临的是“远约束”，自主性很可能会降低，“跑部进京”现象会更严重，资源会出现更多错配。发行市政债，用“近水”来解近渴，再进一步吸引“远水”来解“近渴”，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要发行市政债，必须说清楚项目的目的、偿债来源、资金使用情况，这就使得融资更加阳光化，有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大众实施监督功能。其功效不仅仅在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降低金融风险方面，从长远来看，提高治理能力、培育民主政治，也依赖于公共财政的实践。
点评完傅勇博士的主要观点，我想再谈一下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两点个人心得。
第一，为发表的研究和为兴趣的研究。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在过去二三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后起之秀的理论功底更为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广阔。遗憾的是，在年轻学者中，为发表而做的研究多于为兴趣而做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在高校系统，而要想在高校晋升，就必须要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最近的学术考核更加注重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但国际学术期刊并不是特别关心中国经济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很多青年学者不得不暂时压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转而为发表而做研究，什么题目更容易发表就研究什么。傅勇博士是一位难得的政府体制内的学者，他做学术研究，并非是为了功利，更多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以及一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这可能恰恰是他能够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的原因。
第二，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有些学者喜欢自称是做理论研究的，不关心应用研究。在经济学这种与现实问题高度结合的社会学科中，所谓的纯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当一个学者说他是做理论研究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清晰而有趣的问题。在学术界看来，似乎政策研究是不入流的，但我认为，恰恰是政策研究才能催生经济学的变革，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领域。坦率地讲，我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知之甚少，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负利率，收入不平等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们都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有先提出好的问题，才能引导有意义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傅勇博士的研究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路标”，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推动经济学出现真正的革命。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2016年11月13日
后 记
一路读完博士之后，我没有进入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但仍旧保持着对经济金融研究的热情和执着。工作的最初几年成了我发表著述最集中的时期。这多少有点意外。我独立完成的论文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首篇）、《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等刊物上，合作论文发表在《金融研究》等刊物上，还出版了2本专著，相关成果获得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论文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在此期间，我一直担任《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近10本刊物的匿名审稿人，保持着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性。
尽管如此，随着工作生活渐趋繁忙，我感到保持研究的可持续性越来越难，需要有新的方向和动力。基于这样的想法，2011年我申请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于同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陆续承担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特别资助，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课题等研究项目，期待以此推进未来几年内的研究。本书就是我交出的答卷。
此前基于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的大量研究，包括我本人关于“中国式分权”框架的研究，都发现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投资、更新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地方政府的激励来自财政税收和官员晋升的顶层设计，具有中国特色。这些研究还表明，对地方政府的这套激励设计主要基于增长、税收等经济指标考核，且来自上级，这也是造成中国教育、医疗、环保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然而，地方政府要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不仅要有意愿，还要有能力。西方的地方政府显然就没有这种能力。前期研究主要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意愿，认为是“市场维持型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对地方政府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解释不足。部分研究从产业政策、土地财政等角度做了分析，如傅勇、张晏（2004）发现各地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存在明显差异，地方政府存在一些政策自由度，但这些研究不够聚焦，解释力似乎不够。
这轮国际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金融危机爆发后，见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迅猛扩张，以及随后的规范整顿。实际上，国内外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关注，几乎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同步。由此可见，教科书中描述的财政和金融的关联不仅存在于中央层面，地方层面也是如此。打开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已经全面参与了中国的间接和直接融资市场，得以实现加杠杆，成倍放大其参与经济运行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强大力量的源泉，也与中国经济波动、金融改革发展、金融风险与监管等一系列问题有关。
回首这几年，应当说，当初预期的目标没有百分之百地完成，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人生贵在过程，而非结果。我应该知足。在这几年中，我入选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遴选的2013年度上海市领军人才并获专项资助，主笔或参与研究的课题三度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重点课题一等奖，主持的课题三度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青年组课题一等奖。部分成果在《金融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国际金融研究》、《金融评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刊物上发表，出版合著1部。
本书的部分内容是我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完成的。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李扬教授。李老师学术造诣深厚，著作等身，特别是近年来李老师领衔的团队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对我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经常利用老师出席中国人民银行活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间隙，汇报我的研究情况，及时获取指导。我也多次将最新撰写或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呈送李老师审阅。李老师总是和蔼亲切，同时又思路敏捷，直击要害，让我茅塞顿开。这几年，我不仅在李老师严格的学术要求下获益匪浅，更从李老师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中受益终身。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王国刚、王松奇、殷剑峰、胡滨、杨涛、曾刚、彭兴韵、刘煜辉、何海峰、王增武、程炼、胡志浩、徐义国等师友的帮助和关心。感谢刘弋平、薛波、齐孟华等老师在日常工作学习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安徽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委员韦伟教授对我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爱护。
2007年，我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事研究工作，对我来说，这是职场生涯的理想开端。从2012年6月开始，我交流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工作，并于2014年10月正式调入北京。上海和北京的各位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很大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不一一赘述，借此机会，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书中部分内容曾在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上报告过，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特别感谢中国财政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教授、中银国际控股研究部主管程漫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李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李宏瑾、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谭小芬、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奇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成思、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周轶海、国务院研究室冯晓岚等人的建设性意见。
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仲垣、张黎黎等团队成员认真高效的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本书增色颇多。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我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展了密切合作。他们是浙江财经大学丁骋骋教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李良松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匡桦博士等。一些章节包含了他们的贡献和真知灼见。书中尚存的错漏，概由我本人负责。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仅是个人研究成果，不反映任何单位立场。
傅 勇
2016年9月25日
于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