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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追记阿罗《组织的局限》中文版序言

上周五在斯坦福Bechtel Conference Center参加青木教授纪念会。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肯尼思· 阿罗 (KennethArrow) 教授第一个发言。老人家已经90多岁,但仍然自己上下讲台,头脑清晰,将制度经济学思路脉络发展过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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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 阿罗 (KennethArrow) 教授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和他在20多年前的一个简短交往。这个简短交往并不值得提及,但与此有关的是,阿罗教授为他的著作《组织的局限》写了一个中文版序言,但从未面世。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我和阿罗教授简短接触的这个机会,还要从北大社会学系王汉生教授说起。我和汉生认识是在1987年。那时她在北大读研究生,同时和体改所的白南风一起从事社会学领域中有关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我当时在斯坦福读博士三年级,在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到北大校园和他们见面讨论,于是和汉生认识进而成为朋友。

大约在1988年上半年,汉生和我联系,说她正在组织一个社会科学著作翻译系列,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抑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汉生要我为这个系列推荐和翻译英文社会科学的著作。我当时正在组织社会学领域中学习,马上想到了这个领域中两本书,一本是阿罗的《组织的局限》,另一本是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于是推荐给汉生的翻译系列。我自己选择了翻译阿罗这本书,因为只有七十几页,翻译工作量不是太大。我推荐了一位朋友来翻译赫希曼的书。我的翻译工作大概是在1988年的暑假进行的,为此写了一个“译者前言”,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九月”。

我翻译好这本书以后,想到应该请阿罗教授写个中文版序言。于是就约了一个时间到他的办公室面谈。那时我孤陋寡闻,没有什么版权概念,就是直接告诉他,我把他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要在中国出版,请他写一个中文版序言。阿罗教授也没有在意版权问题,很痛快地答应写一个序言,让我过几天到他的秘书那里来取。我们聊了一会儿,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比较深的是阿罗教授特意说明,这本小书不是他通常的学术写作风格,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我还顺便请教了他几个文本翻译的问题。几天后我在他的秘书那里取回了阿罗写的中文版序言,那时wordprocessor应该还没有流行,大概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大概是在1988年年底,我把翻译稿、阿罗的“中文版序言”和我的“译者前言”交给了汉生。记得汉生还说起,出版社觉得这本书字数太少,不好出版发行,是不是可以与其他书合在一起出版。过了一段时间后收到汉生的信,告知出版社方面因故取消了这个翻译系列。因此,这部翻译稿等相应文本就被遗留在我存放以往学习笔记、文献的纸箱子里直到今天。

许多年后,我在国内书店发现,阿罗的《组织的局限》一书已经有了他人的中译本。时过境迁,我的翻译稿蒙上尘埃,成为历史了。只是觉得辜负了阿罗教授特意为此写的“中文版序言”。借这个机会我把“中文版序言”翻译修订一下,附在下面,做个纪念。汉生已经仙逝,但当年交往仍然历历在目,也借这段故事来追忆旧友。

周雪光

20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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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组织的极限(组织的局限)

作    者: (美)阿罗 著

出 版 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03

I S B N : 9787508039282 

《组织的局限》中文版序言

现在译为中文的这本小书,原本是一个系列讲座,以后成书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正值美国社会的组织制度受到严重质疑之时。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广义上关于组织本质的原则,以及组织的用途和局限性。不过,讲座时所处的社会时事背景影响了我的思考。当然,如果对社会思想的探讨不在某种程度上直视当时的各种观点和问题的话,那么这种探究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本书中,我力图提倡用一个平衡的、开放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组织的基本建构。集体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于社会。个人行动与不同规模的组织(包括国家政权,甚至超国家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倾向总是存在的。组织有着逐渐走向机械重复和墨守成规的趋势,这对组织运行和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造成危害。不同才能、不同看法的人们之间的协作并非易事,因此,维持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看上去是一个便利简化之举。领导与被领导者对彼此行为易于预测把握。但是,这种僵化却妨碍了有关新生事物和非常态事件的信息传递。信息流动可能在任何领域发生,具体来说,它们不仅来自领导者,而且也来自组织中的普通成员。组织必须准备针对知识和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不存在一个不可置疑的权威,因为不存在知识的垄断。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强调的那样,权威必须面对责任。

我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变动和实验的阶段。过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正在得到重新认识和调整。关于经济活动的知识是广为分散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些中心部位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考虑。新的组织形式不仅要考虑到分权的需要和对地方性信息做出反应,而且要意识到组织性质不断演变的重要性。经济条件变动不居,经济组织也必须随之改变。不仅如此,组织必须做好准备从自己经历中学习改进。我们必须抵制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找到了某种真正的和恰当的组织方式或一整套这样的组织规则。基于经验和研究之上的进一步改进总是可能的。 

     肯尼思·阿罗(Kenneth J. Arrow)

     198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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