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人生之——凯恩斯的朋友圈

 凯恩斯对艺术的兴趣不断加深，我们探索他早年间的交际就能得到证据。他的朋友圈，以及朋友圈的思想和情感轨迹，都记录在其论文、回忆录、评论以及本文引用的他与朋友的信件之中。本文考查了他与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的早期信件，始于1907年；与莉迪亚·洛波科娃（LydiaLopokova）的通信，1922年她在伦敦加入了佳吉列夫的芭蕾舞公司；与金斯利·马汀（Kingsley Martin）的信件，此人是他的老朋友，而且是《国家文艺》杂志的编辑。在经济学家的传记写作中，私人信件偶尔成了被低估的原始资料。正如帕萨·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1993，147）所指出的，信件阐释了“团体的私密空间……亲密的圈子”。它们揭露出感性生活、感情生活，以及经常被否认了的对思想形成非常重要的闲话。在本文的研究中，凯恩斯在信件和评论中发出的声音会被逐个解读，以解释感情和团体的内部空间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此外，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82，22）曾表明的那样，信件以及回忆录与评论，储存着“具有历史记忆和主体生命的并不那么具有连续性的活力”。所以，这一主体讲述的是其他故事，而不是“由权力机构所创作的官方版的具有连续性或思想性的传奇。”凯恩斯与朋友的信件以及回忆录为我们展示了被隐藏起来的部分内容：他对艺术在英国发挥着何种作用的观念、态度以及不断变化的观点。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观察到——D. E. 莫格里奇（1992）所关注的经济学家生平著作中的核心问题——从其晚年的职业生涯中亦能窥见一二。

保罗·塞尚，《苹果静物画》，有时候也被称作《六个苹果》。菲茨威廉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凯恩斯藏品。

 凯恩斯收藏的艺术品以及他曾经居住的地方也构成了本文的一部分。在文献资料——比如一本传记——的研究中，颇有价值的就是一群人在交谈、情感、联系、故事以及观点中的互相激励，以及他们在哪生活、如何生活。本文就与这篇文集中克劳福德·古德温的文章一起来证明，一个经济学家的团体——包括私人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关系——可以构成他或她生平的“一个思想上的刺激”。本文从一位后结构主义者的视角出发，而且加入了2006年HOPE会议所倡导的一种趋势，即开始全新地关注与思想家迈克尔·福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有关的话语分析和“呼声（voice）”。正如瑞伊·德里达（ReiTreada）（2001，13）所指出的，在后结构主义者的研究中，“呼声”与“长相”“可以看成是情感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从一个文学视角，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满足于情感、私人关系和主观性的思想与传记模型，但或许会以一种与特定的思想模型和经济学家传记中关于生平的描述有所对立的方式来给出。话语分析拓宽了“文本”的概念，而且开始关注演讲、著作、行话以及机构、团体、社会架构以及道德与社交素养。所以，传主的生活就是一个体现在传主身上的多重话语的“构造物”。传记作者的工作就是去发现这些话语的内在体系。比如，保罗·约翰·伊金，在本文集中关注于“叙事认同”的概念时就提出，那位在19世纪中期的伦敦东区卖豆瓣菜的小女孩作为一个“劳动者”“就是她一种社会功能和自我描述的体现。”

在这里展示不同种类的话语——私人的、感情上的以及专业著作与学术关系，还有围绕在他身边的团体与艺术——时，我所提供的凯恩斯肖像更加饱满，涵盖性也更强。布鲁斯·考德威尔、保罗·约翰·伊金和杰里米·波普金也都在本文集中论述了不同的话语和叙事在塑造经济学家传记中的身份时所起到的作用。正如人类学家克里夫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提出来的，“浓墨重彩”成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理念；正如形式主义批评家迈克尔·福柯（1977）所提出的，一生之中的“复调”和多重性的呼声与话语得到了承认。这一包含了私人、社交、体系架构以及道德的生平叙事，对那所谓的客观视角和激发了某些传记的呼声表示怀疑。这样的传记会篡改、摧毁，甚至是隔绝传主的呼声和读者对它的体验。提亚哥·马塔（Tiago Mata）、弗里德里克·S.李（ Frederic S. Lee）和罗斯·艾米特（Ross Emmett）（本文集）也都在各种社会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学家口述史“故事”中，寻找这种珍贵的呼声。他们收集经济学家“团体”的信息，通常这些信息不会出现在公共记录当中，而且他们坚持认为，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家生平和经济学科的社会历史叙述中的一部分。令人惊讶的一个转变是，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本文集）在他那开创性的关于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内心生活的描述中，对一位经济学家的私人呼声给出了一个戏剧化的“真实”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