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
主讲人 秦晓
时间 1998年5月15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
——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百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第六讲，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秦晓于1998年5月6日对北大数百名师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的题目为“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
秦晓指出，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在此期间通过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扼制了92年至94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这一奇迹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当中国正在庆贺“软着陆”的成功，享受“高增长、低通胀”带来的良机时，市场发生了两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一个是97年下半年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国内供求总量的结构性变化，生产过剩和有效需要不足已经静悄悄地走到我们面前。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走向。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上出现的这两个变化，不论其呈现的形式是突变还是渐变的，都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如何认识其影响和原因，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应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亚洲金融风暴及其影响
亚洲金融风暴来势迅猛。从个别国家迅速扩展到整个东南亚以至日本和韩国并影响全球；从汇率、股市引发到经济、社会的震荡。有人将这场风暴视为本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政治领域中前苏联的解体和军事领域中的海湾战争。
中国虽然也同样受到这场风暴的冲击，但毕竟经受了考验，这是值得状幸的。当前人们依然关注人民币是否会贬值、香港联系汇率是否能维持；印尼的经济－政治动荡，日本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脆弱的金融系统是否会引发出新一轮的危机。
中国在这场风暴中的良好表现倍受世人赞誉，它表明中国具有比亚洲其它国家更良好的经济结构和调控经济的能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场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和将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亚洲市场萎缩和亚洲一些国家货币贬值使中国外贸出口处于十分困难和不利的地位；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心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大大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国际评级公司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前瞻从稳定(Stable)降低为负面(Negative)，使我国进入国际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门变窄了，门槛变高了。一些过份依赖国外借贷资金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出现支付危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不利影响将会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原因，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结构这两个方面，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后者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经济结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地区表现亦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持续的高增长，在此期间泡沫经济也程度不等地产生、积蓄起来。由于对经济发展中的泡沫现象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没有在适当的时机通过一系列调整挤压、清除这些泡沫，导致了危机的总爆发。因此可以说高速增长产生的泡沫是问题的症结，忽视泡沫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根本所在。这场金融风暴实际上正是对泡沫经济的存在和忽视泡沫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惩罚。
国内经济供求总量的结构性变化
国内经济供求总量的结构性变化似乎是悄然来临的，但如果细心观察，我们可以追寻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产生的原因。从供给不足、需求过剩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是经济周波变化的正常表现。对于处于发展和转轨期的中国这也是经济发展、改革取得突破的标志。当然供求失衡势必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产生就业压力，引起社会不稳定，这正是我们所关心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如何通过加大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避免经济滑坡，以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这应该是一种符合当前实际的政策选择。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伴随高增长产生的无效供给也同样是导致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无效供给，其本质就是泡沫。这在当前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经济现象。所以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考虑到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也要对无效供给采取相应的抑制措施。
秦晓回顾了近三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奇怪的现象。95年至97年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三年。在这三年中经济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的高水平；通胀率从94年21.72%，95年14.8%，96年6.1%，到97年降到1％以下，一路下跌；外汇储备从94年516.2亿到97年猛增至140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三年中每年都有较大的递增；外国直接投资年流入量高达 400—450亿美元，列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600－700亿人民币。这一组经济指标所显示的是一个高速增长、健康发展的经济态势。但同样在这三年期间，还可以看到另一组宏观经济指标，它们所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城镇失业率3.1%，约580万人，下岗职工1100万人，其中约480万人需要再就业，此外国有企业尚有约2500万冗员在未来几年中可能要进入下岗行列，农村还有2.5亿富余的劳动力可以从农村中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现已有6000—8000万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约有1300万新的劳动力进入市场；到97年底全国累积库存约3万亿人民币，据有关人士分析其中约有13000亿为非正常库存，即积压产品；在消费品、投资品、基础设施等主要产业供给明显大于需求，设备能力闲置状况十分严重，在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有的高达40—50%；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以上这一组指标所显示的却是一个已进入萧条、衰退的经济。两组截然对立的宏观经济指标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国家并存，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还没有出现过，确是一个奇怪而又值得深思的现象。而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现象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政府部门、经济界并否认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上述问题，但他们习惯于把成绩和问题分成两个没有内在联系的部分分别阐述。也就是说，两组截然对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期并存还是一个尚未被提出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需要更专门、深入的研究。但有几点是显然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中非市场、非商业因素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和作用力；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或泡沫；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已明显不能适应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买方市场。所以可以说中国当前出现供求新的失衡，不仅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和中国推进改革发展取得成效的标志，同时也是伴随高增长产生的泡沫和落后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表现。
对泡沫的认识
秦晓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泡沫应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既不能看得过分严重，也不应掉以轻心，既要看到它是经济高速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也要充分意识到它的危害和危险。传统认识上人们仅仅把经济过热高通胀下的产出视为泡沫，认为通胀降下来后经济的增长就是健康的。这实际是对泡沫经济的一种不全面的、浮浅的理解。泡沫的本质是一种无效的供给， 即其产出不能在市场上实现价值。或是由于通货紧缩使经济过热时期膨胀起来的资产价值出现亏空。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处于发展和转轨期的中国，其表现形式更为复杂、隐蔽，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秦晓列举了一些当前存在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泡沫现象：库存或产品积压；重复建设造成的能力闲置(包括生产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过度负债或高息贷款造成企业债务危机；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债权；企业之间的巨额三角债等等。粗略估算一下其金额可达数万亿；在GDP和GDP增长率中已经占有了相当的比重。不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中国的经济不仅难以持续发展下去，而且可能爆发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危机。
经济结构落后、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因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它不仅表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缺乏活力，甚至严重亏损，更为主要的是：企业组织规模不经济，产业集中度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落后；研究开发薄弱，高新科技产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和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区域分布上未能形成合理的布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的辐射能力及相互之间的梯次结构未能充分实现；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构成偏低等。这些问题首先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粗放的；同时由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和市场活动中的政府行为使得结构问题的改善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问题甚至变得更为严峻了。我们在确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应把调整改善经济结构置于一个更为优先的地位。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在讨论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当前中国的问题之后，秦晓回到本文的主题，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秦晓以为这一政策可以用“第二次软着陆”来表达。通常意义上的经济软着陆是指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财政和货币的紧缩政策逐步降低经济过热产生的高通胀。这一过程中国在94至96年已经完成。所谓“第二次软着陆”是指在实现了“第一次软着陆”之后，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较低的通胀率的情况下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调控和已形成的买方市场的约束逐步挤压、吸收高增长产生的泡沫，调整、改善粗放式发展产生的经济结构问题，避免由于泡沫和结构问题导致经济衰退、引发经济危机，使经济得以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健康、持续地发展。以上这种政策选择可以简化地表述为：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
从“高增长、低通胀”到“第二次软着陆”是经济态势的变化，也是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一变化和调整主要反映在增长的速度和方式上。从速度上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其经济起飞的进程中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但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国内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继续维持前几年9%以上的增长率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和多年来中国发展中积累的泡沫和结构问题告诉我们过高的增长率必然带有不健康的因素，因而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政府已将98年的经济增长率调整到8%，这是切合实际的。当然在确定这一指标时还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承受力，否则难以实现“软着陆”。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数的不断增加和增长中实际存在的无效供给，在今后的几年中增长的指标还可以适当下调。这样不仅符合当前经济的实际状况，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市场的约束挤压泡沫，调整结构。
从方式上讲，增长应更充分体现中央两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减少经济生活中的非市场、非商业行为，使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同时加大从粗放到集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对经济中存在的泡沫和结构问题做出专门的研究和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使之逐步消除和改善。
秦晓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在发展中、增长中出现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们，但也不应由此而否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特别是 “第一次软着陆”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对此也存在着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认识，有必要提出来商讨。其一：单纯强调“高增长、低通胀”是一种良好态势，而漠视增长中不健康因素存在的严峻性；片面肯定买方市场形成，能源、交通、原材料瓶颈状况的缓解的积极作用，而对这种供求失衡特别是其中的无效供给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其二：承认问题，但把成绩和问题割裂开，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三：认为“高增长、低通胀”的出现表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多年向往的，也是世界各国着力追求的目标”。这似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或认识。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持有这样一种认识甚至把它做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政策会产生某种误导和不利影响。为此有必要对增长和通胀的关系进行专门的讨论。
增长和通胀的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对相互制约、互为代价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高增长的代价往往是高通胀，低通胀所伴随的往往是经济衰退。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经济周波还可能形成其它的组合。但如果把经济周波拉长，用康德拉基耶夫的长周波理论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这种相互制约，互为代价的本质关系。把“高增长、低通胀”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周波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映。但我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不能简单地根据现象来判定本质。应当说我国当前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讲是经济良好发展的表现。但这里也存在着一些不建康的因素。比如增长的方式依然主要是粗放型的、结构不合理、大量重复建设、库存积压增多、效益低下等。同样，目前的低通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有效需要不足和失业压力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应包括经济结构、运行机制、发展方式和经济周波的变化，而不能单纯地用状态和现象来表述。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上，围绕着经济增长和通胀出现过高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和为了摆脱经济衰退通过加大政府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即用通货膨胀为代价换取经济复苏两种情况。从新兴工业国的成长历史中可以找到上述中的第一种表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凯恩斯所开出的药方可以看为上述第二种表现的典型案例。进入七十年代后西方一些主要经济大国走入“滞胀”，即经济衰退和高通胀并发。对于这种病症传统的药方失灵了。西方经济进入了本世纪以来最困难的阶段。由此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相应伴随的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登堂入室，成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而凯恩斯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则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八十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出了滞胀的困境，赢来了约十年的 “双低”，即低经济增长(4%)，低通货 膨胀(4%)。这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此以后，西方经济理论和政府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危险，防范通胀是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适度经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是最佳经济运行态势。而“高增长、低通胀”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出现的一种经济周波现象，这种状况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不可能长久维持，也不应该把它当做一种目标模式来“着力追求”。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持续的高增长，首先反映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释放出的需求为这一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从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大多时期经济过热、高通胀往往伴随着高增长，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高增长仍是粗放的、外延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以结构恶化、效益下降为代价。94年以后中央果断地采取了适度货币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扼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低通胀的出现，不仅仅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也是市场供求发生结构性变化、买方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反映。有效需求不足是供求失衡的表现，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出现的“低通胀”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意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应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认识。高增长在97年、98年已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当然8.8%、8%依然是一个高增长的指标。问题是增长率的下降主要不是为了克服高通胀而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是供大于求，有效需要不足的结果。98年把增长指标定在8%，主要的考虑也不是抑制通胀，而是为了减少失业的压力。那么为了实现8%，政府就要增加基础设施等公共开支的投资，这势必引发通胀的一定程度的上升。
以上可以看出“高增长、低通胀”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和经济周波。从本质上讲增长和通胀是互为制约、互为代价的，对中国当前经济的分析也可以反映这对矛盾的这种关系。把“高增长、低通胀”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去“着力追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在某种意义讲甚至会产生误导。一旦条件变化，这种组合也相应发生变化时，会使人们怀疑国家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关于当前及今后一个段时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秦晓提出了从“高增长、低通胀”向“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转换的意见，并将之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通过对增长和通胀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从长远的发展目标看，当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到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时，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第三次软着陆”，即从高增长向适度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平稳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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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闻 姚洋 发行：邢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