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和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
主讲人 陈 平
时间 1996年8月08日
地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
主讲人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和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
陈 平
一、信誉瓦解、民富国穷的原因何在?
当前国营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通货膨胀的宏观控制吸引了中国政府主要的注意力。实际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居民的储蓄约3万亿，并未有提取存款抢购的现象。中国民用消费品迅速的更新换代，已使88年那种抢购囤积物资用以保值的方法过时。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寻找多种投资保值增值的渠道而不可得。股市，期货，国债市场所谓的过度投机，其实反映的是融资渠道和规模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需求的事实，与台湾八十年代银行垄断造成的地下钱庄盛行，导致金融风暴的情形相似。中国的国营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功能，亏损额有相当部门应是社会的正常负担。国家整体的社会福利负担，和欧美东欧国家相比并不为重。国营企业目前负债严重，资金短缺，国营企业的结构调整、技术改造、资产重组需要大笔资金，但现有的银行体系已无力承担长期融资的风险。实质上国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改革滞后，融资渠道阻塞引起的。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民富国穷，腐败滋生，信用瓦解。一方面居民的储蓄、社会的游资找不到正常的出路，“非法集资”盛行，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各级政府部门难以维持正常运行，纷纷利用职权设卡收费，“自力救济”。应当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银行功能的错位和金融改革的滞后。
在任何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部分商业交易是经过银行进行。现代银行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提供快速的金融服务，全球金融交易电子化可以实时操作，大大加快流通速度，提高了经济效率。二是提供安全的信用服务，存户的付款能力和履约记录由银行监督，可以有效地防止欺诈行为，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三给政府监控和税收奠定技术基础。没有银行提供的客户收益信息，所得税的征收便失去客观依据。以此观之，中国目前的信用瓦解和经济秩序混乱，主要源于银行服务的极端落后。在中国银行兑现一张外汇支票要一个月以上，在外地银行兑现也要一周以上的时间。存户经常由于银行头寸规模控制而无法取出存款。大量的银行“血栓”或“心肌梗塞”迫使企业间的商业用现金交易体外循环。采购员用旅行袋装着数十万计的人民币旅行，据报有人甚至用卡车装几十万现金去买股票。这种金融乱象的程度应当看作“金融地震”的预兆，决不可以掉以轻心。美国灰色经济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五到十五，印度大约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大概在两者之间，也许不在印度之下。
如此巨大的现金体外循环，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一，个人、企业间的信用瓦解，欺诈抢劫的成功率大大增加，借贷和投资的风险亦大大增加。据国外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这些年流出国外的资本与进入中国的外资规模相当或更多。中国居民的银行储蓄急剧增加，存款增额大于贷款增额。可见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中国目前的市场灰色利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通货膨胀并不全系投资热造成的，也系成本推动引起，高利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投资的成本升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瓦解，债务黑洞造成的风险增加。如能建立信用制度，恢复金融秩序，将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缓解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其二，大量的体外循环、现金交易大大为企业增加逃税的机会，使税务负担集中于难以逃税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和诚实交税的民营企业，形成诚败欺胜的反向淘汰机制。派往企业查帐的税务人员可以轻易地与企业合谋逃税，因为并无银行的监督。政府越是加强宏观控制，加强行政方式征税，体外循环，腐败寻租越是盛行，好的企业越是容易被不良企业拖垮，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银行服务的落后有几个原因。一是电子清算系统和金融计算机联网的落后。虽然不少银行领导有现代化的雄心，但中央无远见的金融产业政策。专业银行利润全部上交，没有技术更新的自主权。各银行搞的金卡工程又不统一标准。 各自为政的市场分割为各地小金库逃避金融监督创造了条件。二是专业银行的地区或行业垄断导致恶性竞争。不少支行不是竞争改善服务以增加收益，而是用截流延付的方法从中取利，降低流通速度，恶化金融秩序，将正常储户逼入体外循环。三是宏观控制的行政办法，堵塞了银行获利的正常渠道，诱发银行机构的不正当金融活动。
由此可见，金融改革的滞后严重拖住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首先改善金融服务，恢复金融秩序，抑制灰色经济，就不可能保证公平健全的税收。不扭转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颓势，国营企业的改造根本难以推行。不提高金融信息服务和金融监督在项目选择及风险管理上的水平，重复乱上投资项目，粗放式经营，和债务黑洞的痼疾亦无所制约。不难看出，银行服务的落后，拖住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育。金融改革必须比大中型国企改革先行，至少要同步。
二、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
目前有多种金融改革的建议。呼声最高的是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这可以作为长期目标，却难以在近期大力推行。因为利率市场化立即会导致一批企业破产，假如不先改善金融秩序，增强国家财政能力，何来安置失业工人的大笔资金? 二是引进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假如不先拆散垄断性的专业银行，则民营银行的规模小得微不足道，不足以打破金融垄断。过早开放外资银行，会动摇国营银行的根基。除了在浦东金融特区作小规模的试点，开放外资合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应当在国有银行竞争力的改善之后。三是大力发展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问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作如不以发达的银行业为依托，政府的监管问题会更大，难免不发生曾经动摇过台湾经济的金融风暴。
银行经营的主要风险来自短期存款和长期放贷之间的不匹配，遇到通货膨胀，利率升高，企业周转不灵，银行就有呆账增加以至破产的风险。改革产权只能改善银行经营的效率，并不能回避时间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中国西方的银行都如此。七十年代西方兴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主要目的是改进风险管理的金融工具，规避政府落伍陈规的约束，进而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以适应金融电子化，全球化，和简政放权的趋势。中国融资渠道单一，把国有企业长期融资的任务集中于本应承担短期融资的银行，对国有银行的安全带来重大威胁。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和中国外贸竞争的强势严重不相适应。汇率变动的风险给中国的外贸企业每年造成数以百亿美元的损失，采用外汇期权完全可以用小得多的代价达到避险的目的。不给金融改革松绑，不鼓励银行竞争改善金融服务，发展金融创新，就无法恢复金融秩序，缓解国企困境，保证经济发展。
我以为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首先打破金融垄断，改善金融秩序，建立良性循环。具体建议是：
(1). 把四大专业银行拆散为区域银行，重组地方银行，以加强地区各个层次银行服务的竞争。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最成功的先例是中国民航。中国民航以前一直服务效率差，拆成几家独立经营的公司后，在每条航线上均有几家航空公司竞争。尽管机票价格并未放开，产权依然以国有为主，民航的效率仍大为改善。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美洲银行等大企业，也分成几个独立的分公司，或各州独立核算的分行互相竞争。竞争是改善大企业、大银行效率的主要办法。除了把四大专业银行拆散外，还可将省以下的人民银行分行合并重组。 原则是在每个地、市、县都至少有三家国有银行，一至二家民营银行或信用社，以发展银行服务的竞争。切忌把省以下的人民银行，重新包装为垄断性的县、地银行。国有银行可以发行股票上市。考虑到发展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应当容许各省、市筹办自己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地区的发展银行。假如地方政府没有一定自主的财税金融手段，只会增强他们干预国有银行业务的动机。
(2). 加强对新设银行高级主管的资格审查。
审批新设银行的标准，除了达到法定的自有资产额外，重在审查银行主要经理人员的素质和信誉。不许有舞弊记录的官员或职员担负银行关键职务。台湾金融开放的经验表明，对银行主管人员素质的审查，是保证金融秩序的首要条件。假如银行开放太快，让素质不良或经验不足的人掌管权力，会造成严重后果。体制和法律上要相应加强银行高级主管的权责和地位。
(3). 分散风险，建立商业银行的保险制度，
美国联邦银行的保险制度，对大萧条以后美国金融界的稳定有重大作用。中国要发展商业银行，加强银行间竞争，必须建立银行的保险制度，对银行储户的存款保险到一定数目，例如1万或10万元。
(4).建立信用制度，建立经济档案，改善金融秩序
美国民办的金美信用管理协会 NACM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edit Manａgement)，几家信誉良好的信用调查公司，如Dun & Bradstreet, 和地区性信誉改良机构，如 BBB (Better Business Bureau)等构成的信用记录和调查网，对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起了重大作用，中国至今厥如。建议中国由银行和消费者协会分别牵头、发展民办公助的信用调查和报告机构，建立经济行为档案。这里的关键是不可将信用记录作为行政强制性的第二人事档案，而是在自愿、自律基础上，花钱即可买到的信用调查服务。全国的信用服务应当用电话、计算机联网。以予防诈骗者利用信用记录的缺失，在一地行骗事败之后，再到其他地区行骗。
(5). 每个银行在信贷部外要分设信用部。
信用部经理和信贷部经理应当平行向行长负责。由信用部为银行客户的信用额度，根据其资产收入状况，交税记录，和履约记录设定上限，以防止信贷部职员滥权。各银行间的信用部要合作调查有关客户信用记录，为工商往来提供信用调查服务。
(6). 促进体内循环的商业法规
在银行改进电子清算系统的基础上，逐渐加强商业法的规则。要着重宣传现金交易包含的受骗风险，鼓励民众把银行记录作为裁决金融纠纷的法庭证据。对万元以上不经过银行的现金交易引起的商业纠纷，法庭可视情节不予受理。
(7). 建立鼓励交税的激励机制
旧中国传统的夫妻店历来有用现金交易以便逃税的传统。美国有进取心的企业家都愿意照章交税，为了建立良好信誉，在商机到来时有比竞争者更好的条件得到融资。市场经济下一个经理对企业的利润有很大的处置权。他可以增加成本，降低利润，也降低税收，例如把利润分给职工改善福利，或给自己种种补贴；也可以分红、交税，或扩大投资让股票增值。董事会对经理的激励机制，是把经理的奖金和企业的效益联系起来。银行当然愿意把钱贷给有能力赢利，又诚实与投资者分利的经理。操作上的规定就是用他过去几年纳税的记录，来判断经理人员的能力和品格。利润越多，交税越多，信用越好，获得更多贷款或投资的可能越大。中国如能在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之间，建立操作上的良性循环，才会使诚信者不仅有公平的税负，而且比刁滑者有大得多的贷款发展机会。如果只有惩罚而无有力的奖励机制， 将无法抑制灰色经济的过度扩张。
(8). 分散金融风险，多开融资渠道
目前上市公司的额度仅几十亿,国债发行仅几百亿，银行存款达三万亿。非法集资盛行，融资渠道太少，银行承担的风险太大。最大的风险是短期资金沉淀为长期贷款，极大危害国有银行的安全。一个办法是多开融资渠道，如地方修建公路、机场、电厂等公众服务设施，可以发行专项商业债卷。回报率由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确定，民众会购买风险较小的长期投资。
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以开放促改革易,以关闭起来调整难。打破金融垄断，强化银行间的竞争，并不和现有的体制有广泛冲突，反而会大大提高银行系统的积极性。
三、发展金融工程，促进高科技向财会系统的转移
绝大多数制度问题，归根到底是技术问题。不可能在落后的技术基础上能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
冷战结束后，计算机工程、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取代两弹一箭成为各国高科技竞争的新战场。十多年来，西方大批“火箭科学家”，包括理论物理学家、应用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向金融工程转移。中国在金融工程这一新兴领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文理分科，垂直设校，更阻碍了尖端边缘学科向金融领域的转移。高科技，尤其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予防和发现金融失误、金融犯罪，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去年“三.二七”国债的崩盘事件，说明计算机交易程序的漏洞，应该可以用交易量的设限自动停止错误操作。增值税发票的倒卖可以用改进发票的编码方法制止。美国把星际大战中识别假弹头的软件程序用于识别黑钱的流动，所破的第一个案子是帮助中国银行追回二千万美元的非法汇款(见华尔街日报1995年5月8日的报导)。西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纷纷把高科技用于投资和交易的管理之中。火箭科学家在创建金融工程中的最高成就是发展了期权定价理论。以金融期权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从七十年代以来发展到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期权理论的创始人是哈佛毕业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布莱克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舒尔兹。他们把物理学的扩散方程引入股市波动理论，并给出偏微分方程的严格解，为期权定价奠定基础。中国对外进出口额占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汇率的波动给外贸企业带来极大风险。开办外汇期权市场，是减少交易成本，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工具。建议中国要尽快建立跨学科的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从数理背景的大学生中培养一批金融工程人才，以准备浦东金融区的对外开放。
应当指出，金融是第三产业的龙头。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仍是西欧的金融中心，尽管英国经济已落在德、法、意之后。应当指出，东亚国家的金融开放相对缓慢，过度的保护会导致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台湾在地下钱庄倒闭引起金融风暴之后，才被迫实行开放银行民营。日本在1980年开始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管制后，短短七年间东京就超过伦敦成为最大的国际资金借贷市场，东京股市总值也超过纽约股市。中国要成为廿一世纪的经济大国，上海要成为东亚的金融中心，必须尽早培训金融工程的人才，逐渐开放金融期权市场，以锻炼他们的国际竞争能力。不能对金融保护过度，更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国家在金融落伍上的实际损失会远远超过看得到的银行风险。
从国际经验的比较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最薄弱的一环。如能突破，中国经济改革将胜利进入更高阶段。
对陈平讲演的评论
陈平博士的讲演是在4月15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周研讨会上作出的。讲演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他的讲演进行了评论。下面是评论的摘要。
丁宁宁
中国现在对产权问题可能强调过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演讲者的意见。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结构有局限性，过去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一切，现在又把西方经济学当宝贝。但思想方法，还是容易走极端。现在一下子转到股份制，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理想的、解决一切问题的药方。但实际上，股份制在中国一开始试行就走样了。过去老讲什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中国社会根本萌不出资本主义的芽来，因为传统农业文明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一点缺乏深刻的认识，总以为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学术界对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可能是过于尊重了。
中国搞传统计划经济有它的必然性。我们国家50年代并不具备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世界银行1980年的中国考察报告上说，当时印度的人均年收入是60美元，中国只有50美元。大陆上除了被战争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国土，什么钱都没有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当时如果不集中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有一部分地区能发展起来，但有许多人会饿死，社会也难以保持安定。经济学爱讲资源。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手里有什么资源，决定了它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当时共产党手里只有两个资源：一是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所具有那种献身精神；另一个是经过28年革命战争磨炼的共产党政权极高的行政效率。当时没有资本和外援，只有靠劳动积累。劳动积累的最好方式是集中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回顾一下我们过去错误的话，那是没有科学地对待经济计划，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所以才有58年那样的大跃进。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建立不起市场经济运行的一套规则来，而只是想把过去的遗产完全扔掉，重新开始连西方都已抛弃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那么估计中国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过去国民收入中财政收入约占30－40％，就是说把国民剩余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去建国有企业。这种靠二元隔离搞工业化的方法，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曾经是可行的。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政府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剩余大部分是在老百姓或者起码不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再靠过去的一套是不行了。1978年居民储蓄余额才280亿，而1994年达到3万亿。这3万亿从何而来？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造成的。这个分配格局变化与政府失效或行政效率下降有很大关系。现在每一级政府都想做好人。不光搞建议，还候给大伙发钱。这个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没有想到的。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不是需求拉动，而中成本推动，是由于效率降低的层层政府都想做好人而形成的。如果认真把每年的老百姓收入分配状况统计出来的话，就会发现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要比实际上的经济增长快很多。这种情况下必然发生通货膨胀，而且这促通货膨胀决不是靠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所说的那样，只要紧缩货币就什么都解决了。
研究中国经济，现在很大程度上要研究预期问题。投资紧缩的作用，就是把现在中国经济中非黑色经济那一块的心理给紧缩了，因为它实际上只能控制这一块。一控国有企业就控死了。国有企业的人大多数都集中在城市里，立刻形成一种气氛，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通过这种气氛，国有企业转不动的影响就传染到农村居民，也去把钱埋在地下或减少私下交易活动。整个经济活动的速度就降低了，通胀也跟着下来了。问题在于，折腾几次之后，这种心理预期还能维持多久呢？很难说，虽然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心理预期基础之上，但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非常强。这种动力来自每年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万人的新增就业。这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每个人都野心勃勃，都想为自已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但在整个经济架构上，整个体制变革上没有见到比较有建树的、能够沉淀下来成为制度基础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说金融问题多，那财政又怎么样？不也同样到处搞“计划外”。税改之后在科目上取消了计划外，但实际上还是有计划外，都搞自已的“小金库”。发展势头最好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也不例外。所有这些企业都跟各级政府在金钱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保持社会信用是很困难的事。现在所谓的“三角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信用丧失的问题，也是一个法不治众的问题。
石小敏
我很佩服陈平先生，从78年、79年写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迟滞，这么长久，开始用自然科学、非经济学、社会学观点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感觉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只要认真地试图解开它，从哪一点都可以入手，从哪个点只要入进去，大概都可以自己画个圆。但是画的这个圆跟现实走的圆是不是重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团谜。就好比说产权问题，产权重要呢还是金融重要。象毅夫讲的市场这个大环境先有好呢还是象维迎讲的先有一个产权明晰化的界定好？这个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处在一个混沌状态。我们可以永远绕开一个问题讨论别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绕不开。比如谈金融垄断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旧体制就是一个垄断体制，而且是行政垄断体制，它跟比这更高的制约它的体制连在一块儿。你打破这个经济垄断，你必须打破行政性垄断；要打破行政垄断，就得打破别的垄断。象高速公路联网根本就是反垄断、平等共享的，这种精神要大大的发扬，但如果体制整个是垄断的，怎么能允许这个技术进去呢?比如说人民银行可以抱怨，说我没有钱，我的钱全交给财政了。那财政的钱都哪儿去了呢?都瞎花了?实际上这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你说是技术，说上去，反正也可以解决体制问题；你说是体制问题，说下来，也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但是我们总在回避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经济学家所能解释的，可能是经济学之外考虑的因素。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基本上我非常同意金融改革是解决中国目前所观察到的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要是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那不可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改革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种现象的出现跟利率被人为压低、金融是垄断的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影响到中国整个未来发展是不是能够象一般人所预想的那么顺利，可能很多问题将来会越积越严重。金融改革提出的口号基本上就是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引进银行内部之间的相互竞争、允许再出现一些新的银行。在93年11月份十四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当中，银行改革是首要的改革，所做的准备也是最充分的，但为什么到94年、95年银行改革基本上没有迈开?因为金融是一个特殊的要素，它的流动性特别大。怕如果一开放竞争，开放非国有银行，现在在国有银行里面的三万亿存款在很短的时间跑到非国有银行去了。94年所有盈利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为2600亿，通过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当中的暗补就有2,800亿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的竞争放开后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利率上升，国有企业只能按市场利率来借钱，这样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要亏损。如果国有企业全部宣布破产的话，这个政府还能够存在吗?如果不让利率升高的话，非国有企业的银行没有政府的政策性任务，它贷款给那些有获利能力的企业，现在看来普遍获利能力比较高的企业是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拿不到钱，又不敢让它倒闭，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要由财政来背，结果还是要多发票子引发通货膨胀。所以要解决金融问题，相当大的程度必须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解决国有企业问题时，所有制可能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相当重要的要看一个企业经营是否有效，哪些问题是必须靠竞争来解决，哪些必须要靠激励机制来解决。现在给国有企业这么多补贴的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目前有很多政策性的亏损，政府没有办法逃避责任。但是当有政策性亏损存在时，即使是经营性的亏损，它也会把它变成是政策性的亏损。只有把政策性亏损的原因消除掉，那么企业的经营不好是经营性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才能真正拿起鞭子来赶国有企业前进。
政策性亏损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有企业资金过度密集。中国贷款利率很高，即使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也会达15%之高，资金价格很高。资金很密集的企业是改革以前长期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决定的。资金比较密集的企业，12%的补贴利率对它来讲都是太高的负担。如果利率是1%或5%，那它就能够生存，可是资金状况决定了不可能是那么低的利率。
第二：现在还有大批企业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比较特殊、明显的就是能源、交通产业，价格被压低以后，企业必然亏损。
第三：改革之前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只够当时的生活，退休以后的生活费由国家负担，这才会形成79年银行储蓄总共280亿，平均下来每个人才30块钱。在改革之前，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所有的利润都交给国家，所有的开销包括企业职工的养老开支是国家的。79年改革以后开始实行利润分成，后来实行包干，承包，股份制，企业有留利了，福利由企业自己承担。养老费用越来越多的变成企业来承担，跟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比起来，它的成本结构极端不合理。这也是过去的政策造成的。
第四：84年以后实行拨改贷，有些资金密集型的企业真是负担不起利息，而造成过度负债，但那些较大，服务业等也会说如果你继续给我拨款而不是贷款的话，我就能经营因此得好，把经营性的亏损全部都归咎成是政策性的亏损。
在有政策性亏损的状况之下，即使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面，也难于真正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我的看法——金融改革不完成中国就没有办法真正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而金融改革真正落实就必须把金融的贷款跟财政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分开，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跟金融改革分开以后，金融改革才能够进行。对企业的改革主要的是怎样把政策性亏损的原因消除，以后再有亏损就是经营性的。落实金融改革的另一个要求是改革发展战略，在资金稀缺状况之下去追求资金密集型的企业优先发展，任何国家必然要采取压低利率，采取压制金融体系的做法。今天我们不再说要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同样的战略思路还存在。现在不叫“重工业优先发展”叫“优先发展高精尖产业”，高精尖产业同样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同样是有原来的重工业所有的特性，要优先发展和扶持它就必然同样要压低利率。如果真正要完成金融体系的改革，我觉得除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必须解决之外，更重要的必须改变我们现在存在于相当多人脑中的一味想去追求资本密集的——不管过去叫作重工业，还是现在叫作高精尖产业的战略思想。
易 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在看来金融改革做的准备、理论研究都进行得很多了，但步子迟迟迈不开，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是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改革金融必须和国有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改革国有企业，它又和社会保险联系在一起，要改革社会保险又和其它很多的现有体制联系在一起，“牵一发动全身”。现在改革金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特别高，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负债里整个国营企业平均说来83%来自贷款，是真正的负债而非会计意义上的负债，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自有资金，即所谓Debt和Equity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资产负债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负担就特别重。实际上资产负债比率高本身并不是坏事，一个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应该由这个企业自己选择。它要负债高一点还是Equity高一点?是根据这个企业的性质、经营者的经营能力来决定的。负债高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负债率高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问题，是国有企业经营的激励制度问题。日本的企业的负债率也很高，美国的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来说是很低的，但美国企业的资金平均也有46%是贷款，从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上拿来的只有28%，然后债券是一块，自有资金再来一块。在很多其它的国家，它们的资产负债比率也很高，那它们怎么还能够运转而中国就运转不了呢?所以这显然是一个体制问题。现在所谓债务重组和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体制不改的话，其它的文章都是一些美容手术，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怎么改体制，转换经营机制搞股份制，行吧?在现有的格局下，搞股份制也挺难的。最近深圳改革发展研究院有一个挺令人深思的报告。这个报告调查了300家在沪股和深股的股份制企业，发现这300家已经搞了股份制的企业大概有2/3沪股企业、1/3深股企业，在93、94及95的前半年这两年半的时间里表现平平，自有资金的盈利率只有5%。在股份制的改造后，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它的经营机制发生变化。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中国现在整个金融资产的结构看，企业的负债比率高是一件必然的事，但中国整个的金融结构就根本无法改变这个高资产负债率。78年居民的整个储蓄只有280亿，城市居民平均70元，农村居民平均7元。国家是储蓄的主体，是投资的主体，所以没有负债比率高的问题，整个钱都是国家投的。280亿放在银行作为贷款贷出去，主要是作为流动资金来起作用的，固定资金的投资基本是国家投的。强调以公有制为主，国有制为主，就传统意义所理解的国有制为主，公有制为主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国整个金融资产结构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45000亿储蓄中30000亿是居民储蓄，15000多亿是企业和机构储蓄，然后有一点是政府储蓄，国库券的累积余额可能超过5000亿了，企业债券是2500亿，股票700亿，怎么可能资产负债比率不高呢?现在国家贷给企业的钱、国家投资用的钱主要是老百姓的，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储蓄了。经过17年的改革，中国储蓄主体由政府为主变成了以老百姓为主。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由银行再贷出去，作为国家的投资来建设一些大的项目，来建设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现在的钱都来自居民储蓄，说到底这时候再谈公有制国有制，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逻辑上的矛盾，现在这种格局下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怎么能不高呢?整个经济资产结构就是这样的。
最后，陈平先生，还有一些别的评论员，认为我们金融改革有些滞后，但这滞后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就难说了。从台湾，南韩和很多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上看，它们的金融改革也是非常滞后的。中国现在的金融改革是滞后，外资在中国有2/3是直接投资。如果不滞后，外商银行进来的话，按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的话，外国资产在中国会有很大一块在股票，债券这种短期的金融资产上。石小敏、丁宁宁先生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作了非常精确的，摸到脉搏的描述。在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下，外国银行，外国资本进来，并且进入到像股票债券这种流动性很高的资产上，我想失控的可能比产生墨西哥金融危机事件的概率要大得多。现在是控得很死，控得很死的坏处是改革滞后，很多问题都积在这。但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是不是真的往前迈就一定比现在这样好。我觉得也未必。
王小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企业在没有办法还钱的情况下就不还了，对此我有点意见。去年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14.8%，银行的贷款利率对国营企业来说是12%左右，对企业来说，如果去年贷款100块钱，算上实际通货膨胀率的话，这个资产的价值今年在市场上的价值比如说115块钱，那么如果我们不做通货膨胀会计的话，我们算12%的利率，那么实际上国营企业现在的资金利润是5、6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那么它肯定是还不起债的。因为5、6%的利润不可能还得起12%的利息，更不用说再高了，就算是12%的利息。即便是企业负债率大大的降低，改变了易纲讲的资产负债结构，按照国营企业现在的盈利状况来看，我看还会走到资不抵债。因为现在大量企业就是一个空壳企业，就是还不起债，总资产现在全部是负债，净资产算下来等于0。如果企业的盈利率就是现在这个状况，那么哪怕现在把一半的企业债务变成资产或者说采取回到原来的办法变成国家拨款，或者是其它措施，我想几年以后可能还会是今年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企业体制问题，就是说现在拿国有企业的资金盈利率和非国有企业的资金盈利率比一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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