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1日下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有强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行政关系中的地方分权”的报告。报告讨论了在垂直控制体系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其中，分析背景可以概括为：地方官员由中央委派，他们的再任命可能取决于完成上级委托任务的情况，自我利益驱动的地方官员有权决定收费数量和提供公共品的数量，同时也要最大化自己的期望剩余。在上述分析框架下，王教授探讨了财政分权、地方问责制和地区不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下面是报告的简单摘要：
王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综述了以往文献的思想。八十年代财政分权后，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通过分配给地方政府权力，可以拉近政府和当地居民的距离；财政分权是一种民主制度的体现，会推动地方官员满足当地居民的要求，从而确保地方问责制。而垂直控制虽然会限制但不会剥夺了地方政府行动的自由，地方官员要在完成上级任务和履行自己计划之间权衡。在中国，由于地方选举和退出权并不完善，所以在保证地方问责制时垂直控制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垂直控制也是把双刃剑。在传递上级任务时，每级政府都会有动机附加上自己的目标，这样目标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最后下级政府的负担就变得非常重，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
接着，王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基本模型，模型的思想可以描述为：虽然中国政府是五级，为简便起见，模型假定政府为两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收入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预算内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分享比率已在财政合同里规定，预算内收入的数量决定于地方政府执行税收的努力水平和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而预算外收入的自变量则有地方分配在预算外收入的努力水平、地方政府的干净程度和当地情况，其中地方政府干净程度可以理解为地方征预算外收入时是否做了中央不允许做的事情，比如地方政府可以搞三乱，以增加收入。地方政府支出包括收税成本和资助公共品的费用；所以，地方政府的净收入就是预算内外收入和地方支出之差。
除了地方净收入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另一层目标——再任命的可能性。地方官员追求再任命，这样才会有机会享受净收入。决定再任命可能的因素有地方完成上级任务的程度、地方政府的干净程度和地方官员控制之外的其他升迁因素。因此，王教授在模型里面假定政府的目标是最优化再任命的概率和地方净收入之积。当然，模型结合中国的现实也对预算内外收入、净收入和再任命概率的函数做了一番合理的假设。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王教授讨论了垂直控制、地方问则和两极分化。垂直控制系统的结构和上级目标的软硬度都会影响到公共品数量、政府干净程度和净收入。在均衡时，地方干部会选择高水平的公共品，同时借用较高的上级目标之名乱收费。而且，对于任何公共品支出和干净度的变化，最优水平的支出和干净度的变化总是反方向的。同时，目标责任和目标软硬度会影响到地方行为，两者影响的程度受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控制，在一定条件下，收入水平越高，目标责任的影响程度越低，而目标软硬度对政府的影响力则是越大。
同时，王教授也讨论了财政分权的结果，认为在财政分权时，和征收预算内收入一样，地方政府会加大征收预算外收入的努力程度，从而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乱收费，享受更高的收益。当中央分享预算内收入的比例越高，地方征收预算内收入的努力会提高；而如果中央保留的权利越大，地方征收预算外收入的努力会变大。另外，地方最优的公共品支出、政府干净程度和净收入都是和中央政府分享预算内收入的比率和中央政府的权利成正比。控权和放权之间的尺度会影响到最优公共品支出、政府干净程度和净收入，影响程度受目标责任和目标软硬度控制。在一定条件下，目标责任越高，影响就越小。而目标越是硬化，影响则越大。
另外，王教授还谈到了“跑部前进”的现象。上面讨论的目标责任指的是上级分配下来的固定指标。而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各地方为了争夺中央政府的资源，都在挖空心思搞好和中央的关系，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努力水平。地区间的竞争使地方政府有压力征收更多的预算外收入。
最后，王教授总结了报告内容。报告主要尝试着解释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垂直控制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不能忽略的一环，但是这不能理解为支持垂直控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也不能降低退出权反对地方机会主义的重要性。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可以扩展的方向，一是不同级政府之间的战略关系，二是不同管辖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