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19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银行分析专场总共有4篇入选论文，它们是复旦大学陈学彬和张文的《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和郭凯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吉林大学项卫星等的《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巴曙松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草案修订进程的主要争议与金融风险监管框架的内在冲突》。本场的主席为香港大学刘俏教授，评论人为沈明高博士，张俊喜教授和叶敏博士。
陈学彬和张文的《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一文运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方法建立了一个商业银行长期经济激励约束机制模型，研究了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条件下商业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影响，并分析了商业银行经济激励约束机制的决定和制约因素。通过规范的数学模型，文章得到了以下结论：1.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2.商业银行应根据经营者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激励水平和激励方式，特别应该注意对于经营者的长期激励。3.由于银行资产质量对其经营绩效影响较大，而资产质量又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正相关，因此建立合理的银行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应该将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统一纳入对经营者的激励考核体系。4.有效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需要以一些客观条件为基础。文章最后提出了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沈明高博士对本文的评论是，本文提出了为什么商业银行需要好的激励机制，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但文章并没有分析现有的激励机制中哪些是好的机制，哪些不好，为什么不好。这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他希望中国的学者们能够更加关心这一类实证的问题。
易纲和郭凯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首先分析了我国银行体系现有的问题，主要归纳为：1. 不良资产率高, 潜在金融风险较大。2. 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资源配置效率低。3. 中资银行被“边缘化”的危险。文章接着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文章指出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上的缺陷是当前银行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的问题，文章提出了银行业改革的原则和思路，其要点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历史和现在已经形成的产权格局，能够整体改制的国有银行就整体改制，对于实在难以整体改制的国有银行，也可考虑进行其它方式的改革。文章的最后对银行业对内开放进行了讨论。
项卫星、李宏瑾和马邱华的《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部分发达国家出现的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这一新现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文章对学术界支持和反对这种分离的两种观点进行了归纳。支持的观点包括：1.分离能够获取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和规模经济效益。2.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存在目标冲突。3.分离可以有效防止最后贷款人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强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约束力量。4.分离可以制衡权力越来越大的中央银行，明确权力和责任问题。反对的观点有：1.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抵消。2.不分离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和政策的协调。3.尽管最后贷款人手段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其它更好的机制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并消除道德风险。4.分离会引起监管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文章最后指出，由于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弱以及法制建设、财务安排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等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还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
张俊喜教授对本文的评论是，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分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因为五方面的原因，中国目前不可以将这两种职能分离。
巴曙松博士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草案修订进程的主要争议与金融风险监管框架的内在冲突》介绍了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草案修订进程中发生的一些主要争议。文章指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作为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存在以下问题：1.风险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和普遍适应之间的矛盾趋于突出。2. 新资本协议的风险监管框架具有亲经济周期的特性。3.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如何能够保证总体资本水平基本一致。4.如何处理三大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监管。文章接着介绍了关于最低资本充足要求领域的争论，这中间包括关于标准法(Standard Approach)中的分歧，关于内部评级方法方面的争论，关于合格抵押品的认定、抵押等风险转移方案和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的争论，关于操作性风险的争论，关于资本配置覆盖范围的争论以及关于风险权重的确定。文章最后介绍了新资本协议中关于外部监管领域的争论。
叶敏博士对本文的评论是本文在写作规范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结构有点松散。
（郭凯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