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19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关“公司控制、操纵和收入管理”的讨论在香港大学白重恩教授的主持下顺利召开。会上主要讨论了相关的四篇论文。主要讨论内容如下：
首先讨论的是由香港大学白重恩教授等提交的论文《公司控制的价值：来自中国困难企业的证据》。这篇文章从对中国ST股的考察入手，分析了公司控制在中国的价值。文章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若干有关ST股的特殊规定，当公司被纳入ST股之后，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加剧，从而会引发公司绩效的改善以及公司控制权争夺者对公司注资的增加。这一争夺的结果也会使中小投资者也可以从中获益。在文章的理论模型部分，文章分析了ST股导致股价上升的原因，认为对控股权的竞争以及公司重组成功的可能性是两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实证部分，作者独创性的选用第2－9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作为对控制权竞争程度的度量，用公司负债水平作为公司重组成功可能性的度量，发现计量检验结果同其理论推论一致且显著。
评论人平新乔教授认为造成ST股股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有利于打破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文章对此没有予以充分的强调。
随后，讨论的是东北财经大学蒋贤锋同学等提交的论文《政府在防范股票市场操纵中的作用。这是一篇纯理论性的文章。它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通过考察一个四期模型中的交易成本，分析了政府在防范股票市场操纵中的作用。文章的主要结论是：政府应该要求有关主体加强信息披露以降低投资者成本。
评论人陈晓教授文章过分强调了政府在防范操纵行为发生之前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在操纵行为发生以后的处理问题。指出在信息披露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强制性和自主性信息披露的区分。强制性披露在降低智能成本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成本；过度的强制性披露可能会不利于企业发展，从而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接着讨论的是香港大学刘俏教授等提交的论文《通财之道：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章实证的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的原因，程度以及盈余管理程度同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作者将总增值（total accruals） 和行业调整后的增值（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文章主要的实证结论是：上市公司配股条件对公司影响巨大是导致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公司治理结构同盈余管理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治理结构越好，盈余管理程度越小；反之亦然）。
评论人王立彦教授认为有必要澄清若干概念。首先,应区分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和利润管理（profit management）。由于会计原则的灵活性，可能出现不同的会计结果，但是二者并不属于违规行为。从动机上可以将二者加以区分。在中国，进行利润管理的较多，而盈余管理则较少。其次，在使用“做假帐”这一提法时应该小心。做假帐既是违规又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在安达信事件中，安达信并没有做假帐，而是做伪证的问题。在对安然问题的调查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做假帐的问题。另外，在使用“独立董事”的提法时也应慎重。在美国主要讨论的是外部董事的独立性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将外部董事等同于独立董事。王教授对文章若干假设提出了置疑。认为不能将上市公司“保配保牌”的动机简单的归结为通过“隧道效应”（tunneling）为大股东牟利，认为中小股东也希望“保配保牌”。
最后，会议讨论了澳门科技大学黄贵海教授等提交的论文《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文章通过国际比较，指出中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尤其是长期负债率。而中国公司外部融资比例则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在外部融资中，股权融资比重很高。文章进而实证的分析了中国股权结构的决定因素。尽管中国处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但是实证分析结果同已有文献对其他国家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中治理结构相对最好的一部分，其行为还是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国家不放弃其控制权的条件下，也应该让国有企业上市。同时，文章发现行业、所有制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司股权结构也有显著影响。
评论人曹红辉教授肯定了文章对已有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指出文章对中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负债率低的成因分析不够。在中国，在对上市公司实行额度控制的条件下，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必须在0.7以下，而且在上市之前多会剥离一批不良资产和债务。这是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中国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率低可能应该主要归于短期贷款长期化的问题，这一点仅仅从公司报表是看不出来的。因此中国股市可能同别国具有相似的表面特征，但是其形成原因可能会迥然不同。
（陈勇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