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经济学双学位的毕业典礼上，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n Fogel）向经济中心的师生做了一个题为“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讲座，以下是其讲座内容：
今天能够应邀参加北京大学经济中心双学位毕业典礼我感到很荣幸，我还没有老到忘记向大家祝贺祝贺学业有成。今天我要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人们的言谈之中，还没有使用“全球入侵”这样的词语。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也就是OECD）将全球化界定如下，全球化是指工业、服务在全球广泛的散播，这些工业和服务包括诸多的内容，其中涉及研究与开发、生产、分销等等。与此同同时，全球化也代表诸多的公司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跨境的网络，发展利用资产。
全球化具有这样一种界定，使得它和多边合作几乎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这可以使我们回想到19世纪蒸气机的出现和二战前汽车工业的发展。与过去相比，不同的一点是，自从二战以来，世界贸易已经加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从1980年到1996年，国际贸易以每年7%的速度进行增长，国际贸易增长率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国际贸易之所以可以获得如此飞速的发展，一方面在于各国政府不断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在于技术不断发生变革，特别是80年以来在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方面发生的飞跃。信息交流的速度、质量、内容等诸多方面发生的不断变革，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提高了跨国直接投资的水平。跨国公司之所以对这些投资感兴趣，一方面在于他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更为廉价的要素投入，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亚洲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机会。我把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简称为NICs。
贸易增长和放松管制是使中国和其他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上快速变革，这些变革涉及投资的各个方面，包括实物的，而更多的是人力资本的变革。根据OECD的统计，那些发达经济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投入。当时他们的投资多是以有形资本的方式，在那个年代，驱动经济发展的技术主要是通过在包括铁路、钢铁厂、发电厂等等各个领域发展起来的。然而现在OECD这些技术变革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或是知识方式体现出来，以美国为例，当前整个股票市场上的可再生资本的总额中，有2/3是知识资本，主要是通过各公司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体现出来的，这些专业人员的技能涉及到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金融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等。目前，在美国整个的劳动市场上，有1/3的劳动力是具有上述技能的专业人才。通过跨国公司的运作，这些专业人员所体现出来的知识资本的规模最终决定了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但是，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和NICs经济高速的增长只是简单的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在整个过程当中，OECD国家所表现的一些发展模式会在这些国家中不断出现，但是，许多其他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它体现在经济不同行业之间，也体现在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产业会大大超前于其他一些产业，并且这还将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我认为这个特点变得非常明显，尤其当我们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比如现在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1897年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劳动力比重是美国1880的水平；再来看教育，中国当前的小学入学率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而高等教育的水平达到了美国1970年的水平，而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当前中国人均收入的4倍。如果看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当前的水平已经达到美国1966年的水平了。这说明，中国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水平，而是诸多发展水平并存。一些行业发展得很快，而另外一些行业则落后的很。美国的经历表明，发展速度快的行业将对慢的行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当前在调控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上要比美国做得好。
1980年到1995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城市人口比率从19%增长至30%。我们可以看到住房设施、公共卫生等领域相对快速的发展对城市人口寿命提高有一个促进的作用。对比美国的城市化，1860年到1990年美国的农村人口一直向城市进行转移，这个转移多是源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平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死亡率不断上升，在一些城市最贫困的地区，儿童死亡率可以达到50%。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类似，农村人口转移带来的卫生问题的压力远远超过了当时城市所能承受的能力。反观中国，农村人口的转移却是基于良好的住房条件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卫生用水系统的建立。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失业问题也是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领域。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的情况类似。自从1880年以来，美国和西欧经历的高失业率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许多过去农业从业人员变为剩余劳动力。
大型产业发展往往需要大量能源，对于运输也有较高要求。可以想象，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对基础设施产生巨大压力。仅以汽车行业为例，从1910年到1970年，美国对汽车的收入弹性为2.6，换句话说，在这段美国经济高涨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将导致对汽车需求2.6%的增长。如果以后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收入增长对汽车需求的弹性也和美国相同的话，到2015年中国每年将购置1000万辆汽车，而目前中国汽车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年150万辆。这也就意味着，在15年的时间中，中国汽车的生产能力将增加6倍。届时中国对汽车的购买量就与美国持平了。如果中国年均6%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到2024年，汽车收入弹性不变的话，到时中国对汽车的需求将达到4500万量，相当于目前全球汽车的保有量和购买量。在美国，拥有汽车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由于拥有汽车，增强了人们的流动性，除此以外，对于美国人来说，要想在闲暇时间获得更多快乐，拥有汽车也是必不可少的。与此相似，汽车的拥有也会对中国的家庭带来类似的影响。但是，如果每一个家庭或是大多数家庭都拥有汽车的话，那么将对石油等能源面临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会使钢铁等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技术水平将会赶上美国，也意味着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从1875年到1995年的120年中，美国人的消费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在1875年，美国人用于食物、衣物、住房等生活必须消费的金额占到总消费的75%，教育和医疗占2%，休闲和娱乐占8%；而到1995年，生活必须支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教育、医疗相对于食物、住房等消费有了大比例的增长，但是增长最快的是人们用于娱乐消费的支出，95年美国家庭用于娱乐支出的比例占到总消费的67%。美国的经历表明，在现有的消费水平上，美国人在一些领域的消费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几十年之前，许多产品还被看成是奢侈品，而当前，电话、冰箱、电视、洗衣机、收音机等物品在美国消费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甚至收音机的拥有量已经超饱和了，因为当前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收音机量已经超过了一台。随着物质消费达到了饱和，经济的增长就不会受这些因素的驱动。OECD国家非物质消费已经排在了优先的地位，人们不会再囤积那些物质消费品，而是更多的将休闲娱乐当成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普通居民更多的愿意利用他们不断增加的休闲时间享受在一个世纪前只有那些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生活。由于这些生活新领域的出现，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生活和灵魂，人们不在是为了为生存而工作，而是更多的出游旅行、接受教育或是与家人分享时光，这一切都无法用物质消费来衡量，而更多地以时间的支出作为标准。目前，在这些国家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的意义，而在1880年，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讲，这还是一个无法触及的问题，当时人们一天的辛苦劳作多是为了赚得用于购买食物、支付住房医疗消费的收入。因此可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人们的休闲和娱乐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那些上流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大众化。
在时间使用上发生的变化已经让普通的美国工人享有更多的休闲，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从每周60小时降低到每周36小时，这是在100年的历程中才实现的。中国在减少工人劳动时间所迈出的步伐要远远快于美国。目前中国城市的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44小时，而美国和OECD国家是在二战后才将工作时间降至到那个水平的。1995年，典型的美国家庭用于休闲的时间超过了用于工作的时间，在这其中，有1/4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更多的时间是用于体育运动；而更多的时间是用在家里，他们可能看书、听音乐或是看电视等等。我预测，到2020，美国人每天休闲时间将占到可用时间的一半。目前每年典型的美国人每年工作时间是1700个小时，我预测，届时人们每年工作时间将降到1400个小时，因为我看到了许多西欧国家类似的工作时间缩短的趋势，目前，法国每年的工作时间是1615小时，德国1600小时，瑞典已经达到1400小时。
当然，在思考耐久消费品消费的变化时，我们需要在地区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针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许多的探讨。迄今为止，人们仍然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对全球的影响不甚了解。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选择8个经济体作为我参考的对象，包括4个亚洲小虎，它们已经跻身富裕国家和地区之列了，分别是新加坡、香港、南韩和台湾；另外4个国家还未实现这一目标，它们是还被世界银行界定为贫困国家的中国和印尼，被世界银行界定为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泰国和马来西亚。这8个经济体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年均增长达到10%。亚洲金融危机后，现在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都得到了恢复。1998年，8个经济体累计的生产总值达到6.5万亿美元，相当于5个西欧最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到2030年这些经济体经济状况如何呢？我不久前曾发表了了一个预测，预计这8个经济体的GDP将达到60万亿美元，比5个最大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GDP的总和还要高15%。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话，以往NICs国家和日本的那种经济增长模式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慢慢淡出，今后进一步驱动这种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对现有技术的采用，而在于更多的广泛应用的新技术，目前许多这些技术已经出于相当的研发阶段，他们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工程、信息与通讯、交通、医药、医疗等。
我之所以做出上述分析就是希望说明为什么在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风险的时候，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仍然愿意将巨额资本投向中国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市场。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投资者美国的通用公司宣布，在今后的10年里，它将把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扩大一倍。中国未来对汽车需求的增长速度将相当于本世纪60年代美国的增长速度。
在我结束这次演讲之前，我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其他NICs能在未来的一代人中保持住6%－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在技术方面的领导优势将让位于东南亚国家？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以及生物医药生产等方面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研究支撑的，因此最为核心的不仅仅是NICs培养科学家的速度，更在于这些科学家能否在科学前沿取得突破。美国的经历表明，要想达到那样的高峰决非轻而易举。当前在自然科学领域，美国已经度过了与欧洲相互竞争的阶段。从1875年开始，美国设立了研究生项目，在上个世纪1/4多的时间当中，美国将众多的具有潜力的科学家派往德国、法国、英国等等向那些科学大师学习。这样的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一阶段，有一些美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二战前，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还是有着绝对优势。随着二战的爆发，许多欧洲科学大师逐步移民到了美国，从那时起，美国才开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了自然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我的结论是，科学的培训是一门艺术，这不仅仅指怎样从大师那里学习知识技能，更多地在于要有耐心从事研究工作，并且付诸行动。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仅需要从课堂上、从书籍中学习正式的知识，而更多的在于学习藏于大师头脑中的非正式的知识，这种知识经常在一个学徒作出某些工作后听到的大师的评论中表现出来。我并不排除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未来赶超美国，西方国家的大师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中都领先，年轻人一定可能会在某些领域做出出色的贡献。无论怎样，在新的世纪关注科学领域的发展一定将是一件饶有兴趣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