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社会保障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报告内容。
Martin Feldstein教授：中国养老金改革问题
Harvard大学Martin Feldstein教授以“养老金改革：一般原则及其在中国应用”为题做报告。下面是他报告的主要内容：
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与工人的比率上升很快。为维持现行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势必提高税率。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工业国都是很典型的。但上述变化也是一个改革的机会。这个改革是值得的，即便没有人口老龄化也是值得的，中国也面临着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的问题。
社会保障系统按两个维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个维度是现收现付制还是投资基金制（个人账户制）。现收现付制下征收和支付是同时发生的；投资基金制是将征收的基金用于投资，投资收益用于支付养老金。另一个维度是固定收益制还是固定缴费制。固定收益制是指工人退休时的收益由某些公式确定，比如根据他们的工作年限，他们的平均所得等等。另一方面，固定缴费制是指个人有一个账户，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退休时收益根据个人账户积累的多少。因此有四种可能的社会保障系统。第四种类型，即固定缴款的现收现付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就存在于目前的中国。
20年前，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形式是：由国有企业支付退休金。那时工人即使不再工作，也继续从企业领取工资。和美国历史上的做法类似，这是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制。现在的社会保障系统，在形式上，是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制与固定缴款的基金制的混和。但事实上，是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制与固定缴款的现收现付制的混和，因为固定缴款是概念上的。
一般来讲，选择现收现付制和投资基金制的最优混和需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两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收益和风险；现收现付制对税收的扭曲；在引入和扩大现收现付制时的意外收益效应（windfall effect）。
投资基金制的收益是全国资本的边际收益，在美国是10％。考虑到国外向美国投资并获取收益、住宅投资收益较低等因素，从过去50年的数据看，实际的资产组合收益率较低，为7％。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而且用美国的方法来估计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也未必适当。估计中国资本边际收益率应比美国高，会大于10％。现收现付制下隐含的收益率应为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也是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在美国约为3％，在中国会更高一些。但不论怎样两国的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总是低于资本的边际收益。现收现付制下的风险来自于：人口增长率的不确定性，在美国，人们寿命不断延长，退休的年龄提前和出生率不断下降给现收现付制带来了风险，还有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现收现付制也有很多风险。投资基金制的风险来自市场的收益率不确定。在过去的50年里，资本平均的收益率是7％，但是在年度之间，甚至在十年与十年之间，收益率有很大的变动。不过，从全美国来看，真实资本的收益率很稳定，变化不大。
有关现收现付制的另一个问题是意外收益效应。在引入现收现付制时，最早退休的工人不用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好处；在扩张现收现付制时，即将退休的工人付出少，收益多；在一个没有资本收入税的经济体中，这种意外收益会使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对当前一代的收益率差不多。但在更实际的情况下，这种意外收益并不重要。对各代而言，其消费的现值都是比在投资基金制下的更高。意外收益效应并没有改变基本的结论。
此外，现收现付制会对税收造成扭曲。因为现收现付制下增加的收益的现值要小于所付额外税的现值，所以提高了边际税率。工资税可能会减少劳动供给，这意味着效率损失。投资基金制需要的税较少，因而效率损失较少。
中国长期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退休后雇员平均能得到其工作时最终所得的60％。其中的25个百分点来自现收现付的社保统筹收益，对那些已工作40年的人，其个人账户的年金占35个百分点，这部分是可以遗赠的。社会保障基金从工资中扣除，尽管在各省之间有不同，雇主大约付出工资的20％，个人付出工资的8％。这是非常高的工资税，税率差不多有28％。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问题是：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无力为即将退休的工人支付基金，而且那些已经关门的工厂没有为原来的工人提供基金。因为没有积累个人账户的基金，他们只能依靠现收现付的社保统筹提供退休金。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有几千万农民工进入城市。由于没有个人账户，他们也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保统筹基金。但是来自工资的缴款不足以满足需要。所以尽管有个人账户，但只是概念上的，里面没有钱。结果是要么无法满足未来的60％平均工资的退休金要求，要么在长期里提高现收现付制所需的税率。
中国所付税率是美国的两倍，仍感觉资金不足的原因何在？因为所谓28％税率实际征收的只有其三分之一。社保资金并不是作为税来收取，逃避它并不违法，所以执行是很弱的。而且缴款基于正式工资，这比现金收入要少。同时，在非正式的部门很难征收。在缴款的28个百分点中只有8各百分点是直接对个人有益的，而且这部分的收益率很低；其它20个百分点进入社保统筹。支付社保基金是一种所得税，不论个人还是工厂都有动机逃税。
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工资税只限制用于个人账户基金，并给以反应投资回报的高收益率，这样会提高从工资中缴款的激励。二是在长期对新退休工人的社会统筹部分基金不应与工资联系，而应从增值税中提取。三是政府应认识到在转型期向现在和即将退休的工人支付退休金是国家的债务的一部分。政府或者是在长期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变卖资产或从其它收入来支付这笔债务。如果对三种情况分别使用上述三条办法来提供资金，那么中国的社保制度将是一个有着良好财务基础的混和型制度。
曾毅教授：中国人口老化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以“中国人口老化与农村养老保障“为题发言，建议加快建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制。
中国的老龄化非常迅速。65岁以上的老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0％上升到20％的时间在美国用了57年，瑞典用了64年，日本用了23年，但在中国将仅需20年。日本是老龄化很快的国家，中国甚至比日本更快。同时，中国老人所占比例和绝对数都将是巨大的。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在1990年是5.6％、预计到2030年为将达15.7％、到2050年将达22.6％。199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和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分别为6440万和783万，到2050年将分别增加到3.34亿和近1亿。而且农村向城市移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更严重。2000年，在农村的老龄人口的比例比城市的高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将高出4个百分点以上。
不仅由于老龄化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农村的一些特点使在农村建立储备积累式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显得尤为必要。现在中国有很多农民为“养儿防老”，对产前孕妇进行非法性别鉴定，流产女婴，保胎男婴，而且往往不生男孩不罢休，我国0-4岁男孩女孩的性别比从1982年107.1%上升到2000年120.6%。有人会认为农村老人会更多得到家庭帮助，但数据表明与1990年相比，2000年65岁以上老人与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显著下降。在上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时，在农村出生的人有两个或仅有一个孩子，当他们步入老年或高龄阶段，他们的孩子很多已离开农村，还有一部分高龄老人的子女也已经进入老年。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中国老人想完全依赖他们的子女和家庭养老是不可行的。
在农村发展养老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这既是出于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的平等与稳定的考虑，也是为了减少对儿子的偏好，减少基于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扭转出生性别比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持续增长的出生性别比和不正常的高女婴死亡率将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从国际经验来看，现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不算早，丹麦1891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时的人均GDP只有中国1999年水平的79.3%，葡萄牙1919年建立类似制度时的人均GDP只有1999中国人均GDP的46.6%。为什么她们可以在一百年前做，而中国现在却做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初，民政部就在全国开展储备积累式社会养老保障试点。最初在山东的试点非常成功，并且很快推广到其它省市。到1996年初，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划中的1608个县的6120万农民自愿参加社会养老保障，占农村20－60岁人口的14.2％，共缴纳养老保障金62亿元。到1999年底，参保人数增加到8000多万人，缴纳保障金增加到184亿元。但是1999年以后，农村养老保障处于停滞状态。一个原因是一些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农村养老保障的战略重要性，甚至认为这是农民的额外负担。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1999年以前，该项目由民政部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后，改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实施，但它们没有相应的网络实施。
政府有责任促进、领导和管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以利于可持续发展。只将政府投入给城市人民，而将农村人民排除在养老保障制度之外是不公平的。同时，持续到2020年的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给予中国一个很好的机遇，这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良机。考虑到民政部的工作网络已经不再管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而新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又不具备相应的网络，我们建议由国家计生委来实施这项工作，并且推广到全国。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益于实现降低生育率的任务，扭转出生性别比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中国的计划生育网络在将养老保障作为奖励农村夫妇实行一孩政策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该网络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强有力的社会工作网络，拥有众多的机构与工作人员。
赵耀辉教授：农村移民与中国城市工资差别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赵耀辉教授以“农村移民对中国城市工资差别的影响”为题发言，下面是她发言的主要内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民进城打工是中国经济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可能是中国劳动市场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毫无疑问，在力图实现工业化和制度转型的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对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经济都很重要，因而有必要准确地估计其对城市真实工资和劳动供给影响。
数据表明，1988－1999年城市真实工资和高教育水平（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回报在增加，而低教育水平（初中）回报则徘徊不前。一种解释是：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都较低。因此，当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低技能的劳动供给大大增加，使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与1990年相比，2000年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中的份额大大增加了。同时，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民工主体的技能较低。由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和城市家计调查数据得知，该份额从1990年的7.91％上升到2000年的18.58％。在所取样本的64个城市中，1990年初中水平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54.48％，同时期城市劳动力中该比例是40.04％；到2000年，初中水平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54.97％，而同时期城市劳动力中该比例下降为28.23％。直观地，农民工的确增加了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所以，问题是估计在此期间农民工对不同技能工资间的差别的影响有多大。
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较低时，进入这个城市的农民工会较少。所以，低技能工人工资与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是同时被一组外生变量确定的。这种内生性为我们准确地估计影响相对工资的参数造成了不便。克服内生性的经典方法是工具变量法，合理的工具变量应当影响向城市移民数量，而对相对工资没有影响。这里所用的工具变量比较复杂。首先，找到农民工来源省份遭受自然灾害土地的面积；然后，再用该省面积标准化；最后，根据该城市农民工的来源省份加权平均，得到工具变量。
具体做法是将技能分为3类：高技能为大学及以上，中技能为高中和技校，低技能是初中及以下。对1990和2000年的相对工资分别进行回归。控制的变量包括性别、经验变量和经验变量的高次方项、行业、所有制。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入增加了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农民工流入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
Robert Moffitt教授：劳动力市场划分问题
美国UCLA大学 Robert Moffitt教授在报告中主要讨论了现有研究对劳动市场划分问题，下面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劳动市场是经济学中令人望而生畏的部分，即使是最基本和最初级的部分也并非定论。因此，理想的模型与实际情况往往不一样。在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配置尤其纷繁复杂，要比较准确地把握其运作的方式和预测可能的结果都是困难的。
一个简化的办法是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视为分部门的。目前为人们所接受的，理想的分部门劳动力市场模型基于如下假设：工人不同的技能水平或不同的产业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不同部门；在这些不同的市场中工资和劳动供给将分别确定；产业内和不同产业间的厂商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相互替代；工人在技能上投资，并可以在部门间移动。当存在工资刚性时比如工资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多余的劳动力会向其它部门转移。因而，其它部门将使用更多的工人，而且工资更低。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如果一个部门给一个人的工资足够高，那么，他也许会等待在高工资部门就业的机会，而不去低工资部门就业。这种等待使我们可以观察到存在失业。
一个对中国城市区域或许是可行的分部门劳动力市场模型是：存在5个部门；国有企业，其工资是固定的，但就业人数在不断下降；政府和事业单位，其工资是准固定的，就业是配给的；外资企业，其工资较高，由市场配置劳动；私营企业，其工资较低，由市场配置劳动；非正式的部门，工资最低，由市场配置劳动。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的认识，可以由此期待的结果有，由于固定工资水平的存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就业并非出清的，多余的劳动力会流向那些由市场配置劳动的部门，尤其是私营企业和非正式部门，导致其工资更低，就业更多。由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和外资企业的工资较高，会存在由等候进入这些部门形成的失业；也许会有人力资本的不平衡，大学毕业生人数和可提供的工作数量不匹配。
（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