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经济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报告内容。
江小娟研究员：FDI与中国经济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江小娟研究员做了题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下面是她的发言摘要。
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和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近期备受瞩目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与其它国家相比，比如日本、早期的美国，中国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FDI在制造业和出口的份额更大。第二，中国有很高的加工贸易比率。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参与国际制造网络的渠道。相应地，世界也从中国的高速成长中受益。
无论对FDI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都承认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伴随着FDI大量输入中国，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尤其是在制造业中的作用很突出，对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贡献明显。FDI在国内制造业总资产中仅占10％，但在制造业的增加值外资企业占到26％，缴纳的增值税占到27％，利润占到30％。外资企业已经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主要的贡献者之一。
FDI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还在于输入先进的技术和促进出口。跨国公司是否引进了先进技术是有争议的问题。过去5年中，我们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的技术情况。样本选取的是128家在华外资企业，它们都属于《财富》杂志500强。我们将其所使用的技术分为3类：最先进、先进和中等。在1997年，其中只有15％的企业向中国输入了最先进的技术；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2001年，有41％的企业向中国输入了最先进的技术。2002年，这个比例达到近60％。
此外，FDI对促进出口和改变出口结构也有贡献。上世纪90年代初，只有近20％的出口是外资企业的，现在这个比率提高到55％；而且其出口的技术水平高于中国出口的平均水平。比如，在电子和机器设备类出口中，外资企业占45％；在高技术产品类中占84％，在个人计算机中占96％。FDI为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中有贡献，同时，外资企业也从中获益颇丰。
在过去十年中，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加工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加工贸易一般指通过进口资本品和半成品，在中国装配，并出口制成品。因此，其出口和进口的关系非常紧密。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占有重要份额。目前全部出口中，约有55％属于加工贸易。对国内企业而言，加工贸易出口只占其出口的36％，而外资企业则占79％，看来外资企业更喜欢通过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这大概是因为加工贸易与世界制造网络关系更密切，而跨国公司拥有全球性的经营网络。加工贸易需要进口更多的资本品和半成品。对普通贸易而言，只有55％的设备需要进口。而对加工贸易而言，75％的设备是进口的。对中间品进口而言，普通贸易约为28％，加工贸易则近90％。
如果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的更多，那么其进口的也更多。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一家在华生产个人计算机的跨国公司的进口和出口情况。对其出口总值而言，其中大部分为中间品的进口。比如，CPU（U.S.）占10％，主板（台湾）8％，显示器（台湾）10％，硬盘（U.S.）6％，内存（台湾）5％，光驱（南韩）5％，显卡（新加坡）5％和声卡（U.S.）4％。国内的份额大约在40％，而37个百分点是劳动成本，其它部分均来自国外。因为中国很大，有劳动成本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所以将会成为某些产业的世界制造中心，同时，由于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使整个世界从中国的成长中获益。
将FDI引入国内会带来很多挑战。人们在担心利润外流。目前这尚不严重，因为跨国公司将其利润再投入中国，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总有一天，投资会停止，也许是降低投资的增长率，也许是将利润汇出。这里会有些问题。跨国公司潜在垄断力量也会是一个问题。目前在制造业这还不严重，但在开放服务业，允许跨国公司并购和起诉国内企业时，潜在的垄断市场的危险就大大增加了。另外，对国外的资源过度依赖，比如资本和技术，会使人们担心安全。比如，FDI是否会在支柱产业占据很大的份额。
Mehir Desai教授：跨国公司内部市场问题
美国Harvard商学院Mehir Desai教授分析了跨国公司内部市场问题，下面是他的发言要点。
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和上升势头是令人瞩目的，但人们对其内部运作的机理却知之甚少，在此我想概括一下我对其内部运作的研究。讨论的主要意图是分析其内部市场运作是否是其相对优势的一个来源和能否把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研究微观、金融理论的实验室。具体地讲要分析四个问题。第一，跨国公司如何决定其在全球的资本结构，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第二，跨国公司能否对当地的扭曲做出反应，以及我们能从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增进对当地企业行为的理解吗？第三，跨国公司如何对货币危机做出反应？第四，跨国公司如何利用避税港，以及避税港对非避税港有何影响。我所研究的样本包括1982－1997年美国3700家跨国公司及其在150个国家的30000家附属机构。
第一个问题涉及其资本结构和内部资本市场。可以分解为四个问题。1，跨国公司如何决定其资本结构。分析在不同的税收激励和资本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的资本结构。2，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如何？比较内部借款和外部借款的决定因素。内部借款指从母公司借款，外部借款指从当地资本市场借款。3.内部资本市场的价值如何？分析内部借款和外部借款的相互关系。4.借款成本和内部资本市场是否反应和如何反应当地的资本市场情况？分析是否内外部融资的差价点随不同的制度条件变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1.对于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税收是一个显著的因素，而资本市场条件对资本结构影响不大。2.对于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税收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敏感程度是其对外部资本市场的敏感程度的近两倍。资本市场条件深刻地影响借款来源的决定。3.对于内部资本市场的价值，工具变量法分析表明内部借款大约可以替代由于资本市场条件引起的先前的外部借款的近四分之三。4.对于制度是否引起的更高借款成本，并对内部资本市场造成影响，结果支持内部资本市场是制度引起的更高的借款成本的反应这一论断。
资本项目控制是普遍政策手段，但现有的文献对其有效性并无定论。这里基本的问题是：1.资本控制是否普遍与更高的借款成本并存？2. 跨国公司的内部产品和资本市场能否使其避开资本控制？3.在实施资本控制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之间是否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显著吗？研究表明：1.资本控制使借款成本提高了5.4％。2.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利润来避开资本控制。具体的表现有更低的报告利润和更高的内部交易赤字；通过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资本控制与对转让定价征20％的税效果相同；在资本控制下，分红更频繁，且分红政策更持久。3.资本控制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在资本控制下的跨国公司附属机构平均要小13－16％，而且在资本自由化后，规模扩大了。
新兴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依赖很深，经常表现出波动性。这里的基本问题是：1.与当地公司相比，跨国公司对危机的反应如何？将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机构放在一起来研究其不同之处。2.为何跨国公司会有不同的反应？3.在经济冲击时，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内部市场？分析跨国公司如何改变生产决策和筹资决策。研究表明：1.在危机发生后，跨国公司的销售、资产和资本支出比当地公司要高5.4％、7.5％和34.5％。2.尽管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有相似的盈利能力，但资本结构使当地企业面临更大限制，而跨国公司则没有过度负债之虞。3.跨国公司会增加通过股票融资，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启动生产。这是跨国公司帮助当地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现在使用避税港变得越来越广泛，人们也越来越关心有害的税收竞争。这里基本的问题有：1.哪些因素能解释对避税港的需求，以及避税港有不同吗？2.跨国公司如何利用避税港，以及这对非避税港有何影响？3.能利用避税港对非避税港的活动有何影响？研究表明：1.那些在平均对外税率较低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更倾向利用避税港，这表明避税动机是利用避税港的动力。2.但是，对7个主要避税港而言，转让定价利润是很明显的。拥有避税港分支机构以减少临近非避税港分支机构的税收支付和减少21％的当地税率的作用相当。3.那些在非避税港业务增长迅速的企业更倾向于建立新的避税港分支机构，这表明避税港和非避税港的业务有某种互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跨国公司是在尽可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来克服当地的种种不完善，包括总的资本市场条件、资本控制、经济冲击、税收。毫无疑问，这使跨国公司相对当地公司，尤其是扭曲严重地方的公司，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具有部分跨国公司优势的当地公司的行为，以及对广泛的政策效果有更深刻的理解。
Sebastian Edwards教授：开放经济的金融冲击问题
美国UCLA大学 Sebastian Edwards教授通过研究全球范围国别大样本数据，讨论了开放经济面临的金融冲击的类型、性质和影响等问题。他的发言要点如下。
主要研究150个国家30多年对外贸易数据，从中理解调整过程的各个方面，重点分析一个国家突然接受很多外来资金流入会有什么影响，这种资金流入突然停止会有什么结果，以及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与如何理解这一过程。具体而言，是着重分析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开放是否与资本流入的突然倒转有关，是否与经常账户的逆转有关，经常账户的变化是否受到金融开放的影响；二是汇率制度的改变、经济的美元化程度、经济的开放程度如何影响资本流向突然逆转对经济的影响。
很难对这么多国家几十年来金融开放程度进行准确的量化。我们知道法国现在的金融开放程度比三十年前要大得多，但我们很难说是两倍还是三倍，也很难说某一年，两国的金融领域更开放，即跨期与国际比较都比较困难。曾经有学者用二元变量即表示开放程度，即分为“开放”与“不开放”，但不久大家都意识到这样做远远不够。我所用的数据是整合了许多学者的已有工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些研究机构的相关报告。数据包括了157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2年，包括工业化国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北非与中东国家、东欧国家这六个地区。
三十年来，金融开放程度提高最快的是工业化国家，从66.5的平均水平提高到88.8的平均水平（0表示完全不开放，100表示最开放），而北非中东地区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提高的幅度最小，平均水平仅从62.3增加到了66.3。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开放金融账户。一个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在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开放金融的危险性相当大，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开放金融账户。当然争论也涉及到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问题。我想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希望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争论。
集中讨论两类现象：资本流入突然停止与经常账户的逆转。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是指六个地区中吸收外资量较大的国家（吸收外资额排在前25％）遭遇到突然的资本流入中断，不一定就是说变为资本净流出，我的定义是资本流入量至少减少了GDP的5％。
经常账户的逆转是一年内指经常账户赤字减少（或盈余增加）的量超过GDP的4％。这157个国家这31年内发生经常账户逆转的平均概率是11.8％，而发生资本流入突然减少的平均概率是5.6％。并且计量栓验表明，不能拒绝两类事件相关的假设，大约40％发生了资本流入突然减少的国家也发生了经常账户的逆转。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上述逆转时是否也往往发生了汇率的大幅贬值，从些数据上看，答案是否定的。5.7％突然发生经常账户逆转的国家也发生了银行危机，14％的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同时发生突然性的经常账户逆转，但两者同时发生的假设被拒绝了。银行危机的发生往往并不是与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或经济账户的逆转同时发生。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一般而言IMF的项目并不与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或经济账户的逆转同时发生，并不是因为IMF的项目而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出现。
我们估计了经历突然性经常账户逆转的国家发生其他危机的概率及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问题很重要，如果资本流入的突然减少的成本确定很高，则政策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有学者认为没有什么成本，只要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比较小，对经常账户余额形成的影响不大，就无需要过份担忧这一点。IMF的几个学者认为经常账户大幅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大。
与其他许多学者如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我们的结论是，金融开放并不增加经常账户逆转或资本流入大幅减少的概率。经常账户开放程度而不是指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显著影响着经济账户逆转给经济带来的成本，经济越开放，越容易从这些波动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实际的汇率制度越偏向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外部冲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大，而浮动汇率制国家下，这些外部冲击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基本结论是，经济越开放，与世界经济融入程度越高，汇率越有弹性，外部冲击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弱。
（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