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9日，“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期简报将会议有关技术、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报告和评论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浙江大学的汪伟同学介绍了他与史晋川教授合作的文章“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提问和讨论”。文章认为，以往关于进入壁垒的理论文献中，对于管制性进入壁垒和市场性进入壁垒的研究基本是独立展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的成长为研究这两种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及两者的总和效应提供了难得的观察样本。文章在剔除产权安排变更因素影响的基础上，详细刻画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定体制环境中吉利集团的成长与进入壁垒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吉利集团对于市场性壁垒（包括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和绝对成本壁垒）、管制性壁垒的消解过程，并研究了不同进入壁垒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解对于民营企业进入和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逐步成长的路径特征是民营企业持续回应和消解进入壁垒的结果。但是，由于在转型经济中，管制性壁垒对市场性壁垒存在部分替代效应，因此，政府对特定行业的管制，在提高民营企业管制性进入壁垒的同时，显著弱化了市场性进入壁垒。这种管制性壁垒对市场性壁垒的替代效应也导致了转型经济时期民营企业家的“政治企业家能力”对“一般企业家能力”的部分替代，这构成了转型经济中有关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独特内容。
武汉大学的王兵介绍了他与颜鹏飞教授合作的文章《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生产率增长》。文章运用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测度了1978-2001年中国30个省份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其成分。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法主要具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这种方法不需要假设一种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函数形式错误的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可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源泉。文章测算了1978－2001各年各省份的技术效率，并分析了1978年、1992年、2001年各省的规模效率，结果显示，只有上海每一年均在中国的生产边界上，具有技术效率；绝大多数省份处于规模递减阶段。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根据技术进步，我们并不能作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判断。1992年前，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效率的趋同,但是1992年后，追赶效应消失，技术进步成为各个地区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上海和广东是主要的创新者，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均有重要的影响。
武汉大学张天顶同学介绍了他的文章“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章在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基础上，考察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且利用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84—200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第一，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是多渠道的，FDI不仅对东道国具有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间接的外溢效应——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的效应。这些外溢效应对一国通过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以及卓有成效的制度变迁实现内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政策制订者应该从多个传导机制来看待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计量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FDI与国内资本相比而言国内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更重要，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结论也是一致的，从对经济增长作用方面来看，东部地区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国内资本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于东部地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订者对待国内资本和FDI态度上厚此薄彼，原因在于FDI对一国经济增长即具有直接效应又具有间接外溢效应。在重视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应当看到FDI在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出现不平衡加大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第三，FDI与中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存在互补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每增加1%会带动约为0.204%中国国内资本形成的增加，这说明FDI没有挤出中国国内资本形成，而是促进了国内资本形成。第四，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产权变更、出口贸易和交通运输状况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这些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但要重视要素如国内资本、FDI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也要重视影响东道国的一些环境和制度等变量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姜烨同学介绍了题为“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生产率研究方法：来自中关村科技园的经验”的论文。文章使用中关村企业数据，通过对生产函数的估计、生产率的计算以及因素分解，分析了中关村增长的源泉和增长的效率。文章结果显示：中关村企业的生产函数基本为规模报酬不变，来自劳动力的贡献约70％，资本的贡献约30％；关于生产率的变化，1999年前生产率上升，1999年后TFP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1999年是中关村增长模式的转折点；对生产率分解的结果表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在98年后对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贡献显著，存续企业市场份额的改变始终对生产率的增长变化贡献显著，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对生产率进行因素分析得出，服务企业所有制在生产率方面是个有力的解释因素。制造业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在一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超过这一规模后，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出现降低，即适度规模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的结构对企业的生产率有影响：硕士在就业人员的比重越高，企业生产率越高，博士则相反。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企业是否隶属集团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是很大。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R&D的支出占其销售额中的比重越高，企业生产率越高。对服务业企业而言，就业人员中的R&D人员的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免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影响不同：免税的制造业比非免税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低，免税的服务业比非免税的服务业企业生产率高。
对于张天顶同学的文章，有代表提出，对于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是通过哪种传导机制和关键途径来影响的，该文章似乎没有明确的交待。张天顶同学对该问题的回应是：因为这里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问题，是从总量生产函数入手，不可能像模型化一样，将每一种机制起作用区分的那样清楚。他认为对于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主要作用可能体现在资本积累上；而在技术和管理上具有外溢效应的，主要是跨国公司的FDI。
另外有同学提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是显著的，同时FDI的进入量增长也很明显，这两者之间都有时间因素的作用，是否应该考虑将时间趋势从这两者中剔除，再进行对于回归，例如用两者对时间变量回归的残差进行检验，这样结论应该更强一些，张天顶同学表示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方向。
对汪伟同学的文章，许立成同学提出，对于文章中提到的管制性进入壁垒会显著的削弱市场性进入壁垒的结论有待商榷，他认为市场性进入壁垒之所以较低是因为民营企业良好的经营状况，而且，市场性进入壁垒具有行业特征。汪伟同学对此进行了回应，他指出，尽管在吉利集团的发展过程中确实进入了好几个行业，但在吉利集团进入的每一个行业里都存在着管制性壁垒显著削弱市场性壁垒这样的现象。还有代表对于管制性进入壁垒会显著的削弱市场性进入壁垒的结论的普适性表示质疑，汪伟同学认为，尽管这一结论是由吉利集团汽车行业导出的，但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李莉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