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9日，“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本简报将会议有关制度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和评论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南京大学的付文林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报告。他认为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理论上，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确。该研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在深化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特别是要提高向落后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以使公共品投资的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
东北财经大学安岗博士的报告“东亚经济发展与交易结构——东亚奇迹与危机的制度解释”从交易结构这一全新的视角切入，重新审视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2M”之谜，即东亚奇迹（Miracle）和东亚金融危机（Meltdown）的相继出现。在他提出的交易结构论的研究框架中，包容和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着重分析了政府、银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的交易结构，得出“2M”的制度原因是复杂的关系型交易的重要结论。他认为交易结构论对于中国经济和其他转轨经济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刘明兴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集权与分权的周期”的报告，其报告从集权与分权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出发，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启因在于经济停滞、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税收负担等问题造成的社会冲突，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内容包括：缩小政府规模，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医疗体系、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通过对建国初期至今的经济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在GDP中的比例等的趋势图分析发现，各级政府在财政地位上存在着不同的地位：中央政府处于盈余的地位，省市级地方政府或盈余或赤字，这与当地的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县乡以及的基层地方政府处于赤字地位。就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言，更多的依赖于农业税和相关的费，收入越高的地方更加依赖于此。就财政支出而言，更多的比例用来支付公务人员的工资，而更少的用来支持公共品的提供。刘博士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发展战略与政府结构之间的关系：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形成是为了执行政策，它要受到集权与分权周期的激励和控制，由此的结果是放松管制的次序也出现了分权－集权的循环。
浙江大学潘士远博士在其报告“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是内生的，社会在享受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时，需要承担巨大的制度实施成本。通过对微软选择实施知识产权的最优时间来最大化其利益的这一案例的分析，潘博士将选择制度实施的最优时间作为制度内生化的切入点。他的文章中在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同时将制度和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制度、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弥补了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缺陷，从而使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具现实的解释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章奇博士在其报告“农村政治控制与分级管制” 中探讨的问题是：是否政府为了贯彻政策目标（体现为一系列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或者，政府为了保证政令在村中的畅通），就必须控制村的选举？抑或控制选举和控制其它资源只不过同是政府诸多选择中的备选方案，政府视目标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而在其中进行选择？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可以预计，选举的民主方式（程度）将与其它控制（比如转换耕地用途是否需要批准、建立专业协会是否体现一人一票或协会中的重大事件是否需要政府同意、土地调整是否需要乡里的批准）成正相关关系，且其它控制应该内生于选举是否民主。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即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各种资源，且这种控制无需通过对选举的控制，那么政府是否控制选举和对其它资源的控制就应该是独立的，即他们之间应该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这时就应该存在一个政府如何去控制的问题。即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控制。
无论上面那种情况，都可以称之为“选择性控制”。在第一层意思里，选择性控制，是指政府在控制了选举后，再选择控制什么！在第二层意思里，选择性控制，是指政府在多种控制方式中（包括选举）进行选择。 因此检验的整个过程应该分为两步：第一步，分清楚究竟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估计这时应该会用HAUSMAN方法来判断各个控制方式的内外生性；第二步，选择性控制的决定。这时应该用MULTINOMINAL--LOGIT模型来估计。检验结果表明，四种控制方式均具有外生性，且除对耕地用途转换的管制外，乡村政治控制均会在一定概率上显著影响是否选择其他三种控制方式。
与会人员对这一部分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的许立成首先就刘明兴博士关于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集权和分权之所以产生更多的是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另外不同的领导人其性格和价值判断对集权与分权也会产生影响。刘明兴博士的回应是经济周期和集权与分权周期一样，他们都是内生的结果，而不是外生的原因，正如林毅夫老师所指出的那样，当赶超的发展战略内生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宏观政策环境发生矛盾时，活乱循环的经济周期产生，这就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条件，集权和分权周期也由此产生。但真正要把经济周期与集权和分权纳入一个框架来分析难度较大。关于领导人性格和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肯定会影响集权与分权，但问题和我们如何来度量它的影响。
南开大学的黎德福博士对付文林博士的文章“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加以肯定后，希望付博士能进一步就财政分权如何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财政分权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付博士认为，这涉及的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偏好是对资源供给有着更多的控制权，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种控制权逐渐被市场配置所代替，市场一体化程度就会提高。河南大学刘东勋教授指出，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在计量分析上很难做。我们应该从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投资约束，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复建设，粗放式生产，活乱循环这一过程中寻找其中的制度原因。
一位听众针对安岗博士的文章“东亚经济发展与交易结构——东亚奇迹与危机的制度解释”提出了一些疑问，究竟东亚的关系型交易是如何使得奇迹与危机在东亚经济中相继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现象如何解释，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演进方式？安岗博士以家族企业为例回答了该听众的问题，家族企业在创业阶段高速成长，这就像东亚的奇迹；但在经济成长达到较高阶段后，由于企业面对双重契约，即一个是终身的亲属关系，一个是市场交易关系，二者往往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交易由此而不同及时终止和退出，这样就导致效率的下降。此外，这种契约是刚性的，而非柔性的，一旦存在外因的触发，危机就会出现。就中国而言，国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但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市场交易比例提高，这种私人关系契约和市场交易契约产生矛盾，导致国企效率低下，进而以国企为主要客户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累。将来最优的演进方式是市场交易的方式，因为与关系型交易相比，市场交易方式的退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姜烨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