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的主题演讲本来是吴敬涟老师做的，但他在国务院有会，来不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使命，在过去这十年，中心很多的老师包括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在这里我想就中国这25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作一个回顾，将我的理解与大家交流一下，欢迎各位对我的看法提出建议。
我们知道，中国在20世纪后20年的发展，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很大的一个变化。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计划经济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在中国，对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采取一个渐进的、双轨制的方式进行改革，同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过去25年当中，中国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平均增长速度是9.3％，所以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是改革加上开放，过去25年当中，平均每年贸易增长的速度达到了16％，25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41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从第34、35位，变成了去年出口贸易额是全球第4位，进口贸易额是全球第3位。中国的改革在这25年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改革之初的十年内，这个成绩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从78年开始，一直到90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是9％，对外贸易平均增长速度是15％。80年代初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当苏联跟东欧开始改革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或者国际上很多研究转型的经济学家，并不看好中国。认为中国改革虽然在前十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会遭遇很大的问题。当时大家比较看好的是前苏联和前东欧的改革。他们普遍认为，虽然前苏联和前东欧的改革，在步伐上比中国晚10来年，但他们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价格放开，让市场配制资源。一个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目标是在宏观经济上面保持稳定。按照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界的看法，苏联、东欧经济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衰退，但是经济会很快就增长，出现所谓的“U”曲线。
对中国而言，前面成功之后，由于体制性的问题、改革不彻底的问题，会遭遇相当大的困难。但现在看东欧和苏联的改革经历了10多年，中国改革也经历了10多年，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对外开放也继续的深化，当然社会当中也有不少的问题，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一直没有停止。而苏联、东欧并没有出现像早期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预期的“U”曲线。中国的改革25年取得的成绩相当不错，中国这种改革的方式，可以说跟我们一般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因为中国采取的是双轨制，并没有一下子让市场决定所有的价格，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等等。这跟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应该有的基本制度安排是相违背的。当时有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双轨制的体系是比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更糟。但中国是继续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中国的改革有没有一般意义？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比如当时80％的人口在农村，当然只要把农村里面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来，就能够增长。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只是中国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并没有一般的意义。
但也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座很多教授都认为中国的改革确实对我们现在的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挑战。现在中国的改革跟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的主流理论很难预测很难解释的。但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经济学的道理，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并不代表不能够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个人觉得，中国采取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有一般意义的。即使是到今天，对进行了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国家来讲，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改革策略，到最后一定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制度的转型，制度结构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制度结构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但从这个角度来讲，深入了解中国转型当中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我想是有不少一般意义的。在报告当中，我想谈四个问题，从四个角度总结一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
首先，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里面很多的制度安排，它实际上并不是随意的，是有一些内部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其次说一下中国转型的过程中的经验。最后给一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怎样理解中国改革之前的那些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为什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有那样特殊的性质。有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所以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取消剥削、取消私有产权等等。我们采访美洲等等的看法是原来的计划体系并不完全是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解决发展战略上的目标。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一般认为斯大林模式。就是怎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快速发展资本很密集的，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同时也是技术很先进的现代重工业的经济体系。当时的苏联是农业国家，资本是相当稀缺的。这是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样的。在资本很稀缺的国家，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是不符合他们的比较优势。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产业的话，必然造成优先发展产业里面作为载体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怎么建立有自生能力的呢？那就需要政府的支持。怎么让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得到发展。我们知道在一个落后的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重工业的话，就会遭遇到重工业的三个特性怎么克服的问题。
1、重工业建设的周期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可能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2、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机器和设备基本上是国内不能生产，都是通过进口。
3、这些产业项目的投资，一次性的投入会很大。
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贫穷，剩余比较少，出口也比较少，这样外汇储备也是稀缺的。如果市场垄断的话，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很多的钱，积累资金。除了市场垄断之外，这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宏观环境上面的扭曲，首先因为它的建设周期很长，资金又很稀缺，利息就会很高。怎样解决利息高的问题，一般的做法就是人为地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控制银行体系。怎样来解决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而剩余非常分散这一问题。办法就是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项目，用很高的利润作为积累，然后做下个项目投资的资本。怎样让它积累很高的利润呢？除了刚才讲的压低利率，还压低原材料的价格。这样就会影响工厂里面工作的员工，这样把生活必需品也压低了。我把这个称为社会主义的宏观政策环境。在这样的价格扭曲之下，必然就会出现短缺经济，我们知道汇率、利率，原材料的价格，都是价格信号，如果把价格信号压低的话，就会供不应求，就会出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
在一个短缺的经济当中，怎样保证这些有限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等会被配制到国家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去？这个问题要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用国家的计划，对产业里面的各个项目安排一个优先顺序，然后用国家行政的方法，把各种资金、外汇、原材料按照国家的计划配制给优先发展的项目，这样就形成了计划经济体系。
经过这些价格的扭曲、资源的配制等等，已经建立起来的项目，应该会有很高的利润。因为产品的价格是垄断价格，投入不管是资金、外汇还是原材料，价格都被压低。实际上这个产业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在完全开放的市场当中，这个企业本身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但在这样的扭曲环境之下，它会有很高的利润。为什么要让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原因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分散在农村的各种剩余集中到这个企业，然后可以作为下一个项目投资的资本。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个企业是私人拥有的，就可能投资到轻工业项目中去，因为实际上轻工业项目的回报还是比较高。为了保证能够把这些剩余投资到重工业项目，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企业国有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扭曲的资源配制，以及国有产权实际上都是发展战略跟国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相冲突的结果。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之下，因为垄断，就没有市场竞争，而且各种价格信号被扭曲了。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的厂长、经理跟工人都是代理者，他们的目标跟国家作为所有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给企业自主权的话，企业就会运用手中的经营权，就会大量侵吞。所以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国家还把企业的各种自主权剥夺了，尽管这样看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计划体系，除了影响城市里面的各种制度以外，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对农村很多的制度也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城市的工业部门是要保证让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的各种投入要素价格是低的，而当时棉花是很重要的工业投入要素，棉花价格就必须压低，工人的工资也要压低，所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要压低。如果城市里面的工业部门的要素，来源是农村的话，政府怎么办？如果把农村的农产品以市场交易的方式交给城市，这样国家就需要进行很多财政补贴，国家靠前面一段扭曲积累剩余的目的是为了投资到另外一个重工业项目当中，因此国家就不愿意进行补贴，国家不愿意补贴怎么保证能够拿到低价的棉花，粮食等等一系列农产品？惟一的方式就是政府变成一个垄断购买者。于是在农村里面实行所谓的统购统销，其目的就是压低政府拿到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城市里面已经进行工业化，城市里面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工人也越来越多，怎么保证工人能够拿到更多低价的农产品，一方面要低价，另一方面农产品产量要增加，靠什么手段？当时想到的就是通过合作化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此外，地区粮食的自给自足政策也与此有关，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粮食，有些地方是适合生产经济作物的，但我们知道粮食的价格是压低的，因此在生产粮食的地方，多生产粮食，就相当于要给国家多交税，我们知道没有人愿意多交税，所以就少种粮食。这样各地就不得不实行粮食的自给自足，所以适合种经济作物的地方也必须少种经济作物，多种点粮食。城市里面有低价的农产品，但粮食有限，连城市里面的就业人口都不能满足，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禁止农村的劳动力往城市里面流动，中国采取有效的方法就是户籍制度。农村很多的制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它的来源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和中国的要素实际状况相违背的这一基本矛盾。
这样的计划经济体系，是一个内生的安排。应该讲起来，它还是有效的。有效就是说，能靠国家动员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重工业的体系建立起来。当然也要付出不少的代价。这个代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资源配制的效率比较低，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如果按照比较优势，中国这样的经济应该多生产一点儿轻工业，少生产一点儿重工业，就是没有扭曲的状况。但实际国家希望多发展一点儿重工业。重工业比较多，除非用行政的手段调配资源，行政调配资源是有代价的，实际上并不能够达到生产可能线的边界。另一个是积极性的问题。所以就导致整个经济是在生产可能线之内，这是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共有的问题。
中国开始改革面临的问题，其实跟苏联、东欧国家开始改革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而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先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不像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时进行，这是一方面。中国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跟苏联、东欧国家不一样的，并不是把当时所有扭曲的价格一次性取消掉，而是先在微观上面放权让利，让工人、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生产。这种办法跟苏联、东欧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改革是微观开始。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原来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源配制效率非常低，当他们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标准的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看法是，他们在宏观政策、经济制度上面有那么多的扭曲，应该把制度扭曲取消掉，这就是华盛顿共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扭曲，以及我们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其实都是一回事。当一个制度安排，如果你没有找到原因，解决他的外生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制度取消掉。实际上很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更低。这跟中国的做法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的做法是首先在农村里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把农民从一个生产队变成单户。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产量也就增加了。在城市里面推行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分享它努力所带来的更多的产出，当时推行的办法包括利润留成，后来利改税，后来就变成了责任制。到最后推行现代公司治理。在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所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但它让厂长、经理、工人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如果这个企业增收，他们收入也会增加。靠这样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这种以微观开始的改革，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研究，包括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的博士论文，证明这种微观先行的改革，确实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农业的产出连续几年增加的非常快。同时在工业部门我们也看到，给厂长、经理增加自主权，让他们多劳多得，多产出多得，这样的制度改革对提高积极性同样是有效的。提高积极性有效的含义是什么？刚才提到中国经济是在生产可能线之内，在这之内是因为积极性不高，现在提高积极性，等于是把生产点在曲线之内推到曲线之外，这当中必然有产出的增加。这种微观先行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其他的制度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我们称为三位一体。如果你把微观的自主权提高的话，必然会反过来对资源的配制跟价格形成体系形成改革的要求。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在国有企业里面，你给微观自主权放权让利，如果12％的利润是给他的，其他是公司的。 12％一个作为奖励基金，比如哪一个员工干好了，可以给他一定的奖励。一个是福利基金，如果这个企业干的好，这一部分资金就可以改善生活条件、盖宿舍等等。第三作为发展基金，可以用这个钱扩大生产的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如果说你把钱给农民作为奖励，或者作为福利，或者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在过去，所有生活必需品是计划配制，所有生产资料是计划配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如果有钱买不到东西，农民提高积极性、增加产出就没有用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必然要求除了原来的计划体系来分配各种物质之外，也必须在计划之外，让有钱的工人，包括有钱的农民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买到扩大再生产的各种资料。因此，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双轨制。除了国家原来的计划配置外，还出现计划外调配，这个双轨制大大改进了原来的资源配制。原因是什么？因为双轨制出现以后，在农村里面推行的家庭联产生承包责任制，农民积极性增加很多，控制资源就增加很多，一部分消耗，一部分投资出去，他投资在哪儿？投资在市场上短缺，价格比较高，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上。不仅农村里面的乡镇企业的投资方式是这样，就是城市里面部分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也是投资那些市场上面短缺，而且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因此，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双轨制就造成了中国的资源配制比较符合中国所应有的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资源配制方式。并且由于这些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所以发展比较快。因此，也给国有企业原来的垄断市场增加了竞争的压力，也给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
这样的渐进改革方式，不仅会影响到资源的配制，而且会影响到宏观的价格信号。因为当你要允许各种资源各种产品有市场轨和计划的轨，就必须除了有计划价格，还要有市场价格。就出现价格的双轨制。由于市场发展得非常快，计划内配制的东西从绝对量来讲，并没有减少。但从相对量来讲，它会越来越少。但保持这种双轨制的话，当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保持双轨制带来很多的投机机会，谁能拿到政府的计划配额，谁就可以拿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倒爷。所以由计划单轨变成计划和市场双轨，后来又变成市场单轨。中国的改革是从微观的改革让农民、企业有自主权开始，然后为了让这个自主权变成真实的，就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后来由于有了计划的资源配制和市场的资源配制，就必然有计划的价格和市场的价格。后来由于这两个价格造成很多的贪污腐化等，所以最后并为市场一轨。现在大部分的资源配制都走完了这个过程，但还有没有走完的，就是银行体系。这样一个改革的方式，我想他最主要的成就是什么？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既可以维持经济的稳定，但同时又能够最大地在转型过程当中，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呢？我们知道，原来的重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是需要保护的。因为中国没有一下子私有化，对这些企业国家还是要管理还是要控制的，还是继续给他各种明的、暗的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又放开部分权利与价格，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权利是让微观的企业来拥有。而微观的企业的投资基本上以利益、利润为导向，它的投资必然是按照中国在哪个地方有比较优势，就投资到哪儿去了。另外有一大块是按照市场的，现在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是按照市场来经营的。同时有计划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存在，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就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死”。由于价格的双轨制，有很多徇私的机会，出现很多贪污腐化的现象。东部地区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部是生产农产品，西部是生产矿产资源。但主要的农产品也没有完全放开，生产的矿产资源也没有完全放开。这样东部发展，从中部拿到农产品，从西部拿到矿产资源，当然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在扶持东部的发展，出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存在，是因为存在一批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真正要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话，那就必须把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解决，这样原来的制度扭曲才不需要。所以中国要完成改革的话，就必须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以及在改革开放当中新增加的一些政策性负担等等问题。只有不存在政策性负担才不需要政策性保护。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怎么转型，当时的看法是，快速私有化是市场竞争的先决条件。当时也有理论文章认为休克式的一次性价格放开，是避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双轨制的时候，造成资源从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向低附加值产品的方式，这样才能够避免经济的滑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竞争并不完全需要私有化，我们也发现在双轨制的状况之下，实际上它的经济还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验是很值得重新来思考的。在前苏联，他们也试图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我想他们失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比如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价格是双轨的，企业对超出计划定额的产出是可以市场定价的。前苏联改革的时候，企业对它增产的产品是不能按照市场价格定价的，即使他产量增加，也不能把资源配制到符合比较优势，利润较高的轻工业部门，所以不能改进他的资源配制。另外在苏联、东欧原来的渐进式改革当中，是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经济的体系当中来。而中国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可以在双轨制的过程当中，获取各种生产资料进入到经济当中的。中国的方式也是改进资源的配制，同时加强市场竞争。但是在前苏联，他们进行渐进式改革的时候，是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的。所以改革不能提高效率。
另外苏联在渐进式改革的时候，一方面不允许国有企业提高价格，但却允许厂长、经理来提高工资。各位可以想想看，在那种情况下，厂长、经理肯定很快把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以后必然造成交给国家的各种利润越来越少，那么国家的财政就越来越紧张。同时，工资提高以后，老百姓手里面的钱多了，就造成所谓银行大量的储蓄，而这个储蓄又买不到东西，就存在膨胀的压力存在。渐进式的改革可以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渐进式改革都是有效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一方面是政府对工资的增加是控制的，只能用利润留成增加工资。另外中国的方式是允许计划外这一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来配制的，同时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我想中国渐进式改革有效，而在俄国渐进式改革无效，是因为渐进式改革有很多方式。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有效，但在苏联、东欧推行渐进式改革也不行。他们认为工人、农民不会对市场的机会进行反映。这种说法主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东欧的工人得到很多低价的保护和国家的补贴，甚至农民也得到国家的补贴。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完整，对苏联、东欧来讲，他的工人确实有很多低价的保护，跟中国的工人、农民相比确实比较高。但在苏联、东欧，价格扭曲也是比中国高的非常多，我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自己看到的例子。中国各种价格的扭曲程度很少超过30％的，不管是在外汇还是普通的商品，很少有超过30％的价格扭曲。但在苏联，1991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去，我下飞机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租车司机想跟我换外汇，当时外汇多少呢？是1.5美元：1卢布，但出租车司机愿意跟我12卢布换一美元，就是说这个比率是官司方汇率的18倍。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知道苏联有所谓的地下经济，按照一般估计，地下经济占它整个GDP至少是30％以上，有的说到一半，有的说是占30％以上。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有人愿意到黑市部门生产市场上短缺的产品，如果改革允许进入的话，我相信在那么高的价格差之下，一定会有很多人进入。所以讲起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资源配制是双轨制的，价格是双轨制的。我认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双轨制也应该是有效的。
拿休克疗法我做一个比喻，你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水沟。这里的问题是，这个沟到底有多宽，有多深。如果非常浅，而且非常窄，一次就跳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玻利维亚改革方式成功的原因，当时玻利维亚是很小的经济，相对扭曲比较小。如果这个沟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非常的宽、非常的深，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就像慢慢把这条沟添平，比一次跳过去更加有效。
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了解到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劣根性，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扭曲和激励机制的抑制，只要把这些抑制取消掉，让他多劳多得，这样积极性就能提高，积极性提高之后社会的各方面产出就会增加。如果政府采用双轨制改革，这些掌握一部分剩余资源的，不管是农民、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会投资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而且市场价格很高的产业部门去。这样资源的配制效率也是可以提高的，这样就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因为政府还对这种经济还有一部分的控制，还有一定的保护，所以国有企业才可以生存，也就可以维持稳定和发展。
对国家来讲，价格扭曲最后是要统一到市场价格，怎么统一到市场价格来？当这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由市场配制，由市场来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家的补贴比较小的时候，再把价格放开，实际上就不会产生很大的供求冲击。当水沟很宽，用渐进式的改革把他填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用中国的话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最终要把国有企业自身问题解决，才能把原来的各种制度扭曲都取消掉，完成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过渡。这些观点我也写在另一篇文章里，世界银行去年在印度举办了第45届年度发展经济学会年会，我交了一份论文，基本上使跟前面的思路是一样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不管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很多的干预和扭曲，这样必然有损他的经济效率和比较优势。如果推行赶超战略的话，不仅是发展的绩效低，而且非常容易造成经济上的危机。扭曲越厉害，越违反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波动就会更厉害。另外，怎么样才会比较有效的转型，就是怎么创造一个条件，让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能这样的话，经济发展就比较快，如果不这样的话，经济发展就比较慢。按照我那篇文章很多的实证分析，这三点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支持。所以讲起来不仅是一个故事，在经验上也是可以用比较严格的计量方式检验的，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