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研讨会在中心万众楼二楼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十场互联网在线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主题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坛专集《展望中国2005》新书首发式也同时举行。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并得到了资生堂的支持。分两期简报摘要介绍讨论内容。
研讨会第二部分的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主持。首先由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研究员发言，他对新世纪中国发展战略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从去年全国的GDP看，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第二产业的，占GDP的48.5％。需要肯定的是，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关于中国的工业增长是否已经完结。从判断工业化程度的几个指标来看，例如农业的比重、农业就业人口、城镇人口等，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再者，加入WTO后中国的优势何在？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另外，赵晓认为重化工业不仅是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在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这里固然有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但即使扣除掉这个因素，单考虑资本回报率，中国还是会必然地走向重化工业。最后是关于“中国威胁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更广的层面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出，由于中国的规模，真正成为世界工厂后可能会引发很多国际问题。
下一位发言人是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他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首先要解决政府角色转型问题。在没有解决政府角色转型的时候去谈经济发展战略，容易出现一些误导和误区。目前存在很多扭曲，根本而言都与政府角色的问题非常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汤敏完全同意张维迎的观点，决策应该由企业去决定，如果由经济学家、由政府来选择的话，会由于信息量不够而造成更大的问题。作为政府来说，首先要保证公平竞争，关键是处理好价格、产权。其次是提供公共服务，例如技术进步、教育。但现实情况是政府做了不需要做的事情，比如投资；而对应该做的事情关注得不够，比如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社保等。再其次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后是市场失灵的部分需要政府的作用。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政府如果花一些精力或者花一些资源来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的中小企业或者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帮助它来创造就业机会。
接下来由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发言，首先他肯定了国家发展战略的作用。其次他指出在讨论大国战略时，应该先确定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大国。去年中国的利率变动引起世界油价的变化，中国大国的现象已经愈发明显。李晓西认为，如果中国已经是大国，那么大国战略的涵义就在于：首先，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第二，中国要兼顾国际国内政策的协调。第三，应当从追求双顺差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第四，内需为主还是很重要。
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先生认为，经济学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只有政府把官本位变成商本位后，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左晓蕾女士指出，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很多前提和假设不可忽略。中国作为大国，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发展差异、收入差异等。因此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发展理论。新的经济模式应是一个混合的经济模式。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建先生接着发言，他针对中国在新世纪发展的国际环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二战以前，国际资本走向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投资方向是进行初级产品的开发，也相应决定了国际贸易结构，就是贸易当中六成以上是初级产品贸易。二战以后发生了变化，投资开始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的投资，所以产品了克鲁德曼的新矛盾理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投的不是初级产品，是制造业，在2004年6100多亿的国际投资当中，流到发展中国家增长了48％，全球的FBI是下降的，流入发达国家的FBI是下降的，但是流到发展中国家是大幅度的增加，这是空间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的发展趋势。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价格体系发生融合，融合的结果就是在发达国家生产同样的产品要付出更多生产成本，而在发展中国家成本就相对较低。中国要把握这个全球大格局变动当中给予中国的机会，迅速实现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又是和亚洲地区的整合密切联系在一起。
下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他认为中国现在国际影响很大，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买什么，什么的价格就跌，比如粮食、石油。八十年代，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主要是在于粮食、农产品、棉花。从2000年开始，石油也加入其中。最近两年外汇和国际利率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宋国青提到，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双逆差较高，利率也是近几十年以来的最低。这个情况可以与商品购买的价格联系起来考虑：从商品的角度来说，中国一卖、价格就跌了；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中国一输出资本、利率就比较低。资本净输出所占的比例不是太大，但外汇储备增加是一个很大的量。宋国青认为，不考虑长期的情况，单从短期商品进出口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方面沟通得比较少。如果说信息更公开，情况可能会改善。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量比中国更多，单并没有发生跌价，这就与信息方面有关。美国把石油所有的进出口数据等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公开，中国现在还不是这样，石油存货的量并没有透明化。宋国青指出，外汇储备的问题有所不同，不仅需要考虑更长期的解决方式，短期而言也不一定就出于信息问题。宋国青认为，应该把进出口的数量和价格考虑进来，因为输出资本面临着国际市场利率的问题，利率隐含的是外汇储备资产收益率的问题。所以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考虑。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讨论时，往往忽视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秦晖认为中国要素价格被压低是不正常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有三个非经济因素：第一，集体谈判权的缺失，近几年来中国商会会制的步伐远远低于工会会制的步伐。第二，中国农业比较效率低。一般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中，农业是无庸置疑的弱势产业。但可以看到在税制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减少，耕地抛荒的现象有所缓解。第三，市场准入的限制，农民工进入只限于很少几个地方。秦晖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在应该起作用的领域起的作用太少，力量反而投向了应该放手的领域。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指出，当资源完全由市场控制时，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固然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命题。但当前中国政府仍控制相当部分的资源，讨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然而，就是由于政府掌握大部分资源，讨论出的很多良好愿望在现实中可能无法实现。因此讨论的重点一定要放在改革层面上，只有中国通过改革转到由市场调节经济的时候，良好愿望才能实现。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产权。
社科院杨之刚副研究员接下来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至今仍没有找准自己的角色。在公共品的提供、生产上，政府还有欠缺。杨之刚重点讨论在财政方面政府应起的作用。2004年财政收入增长得很快，税收增加了5000亿，现在已经达到了25000多亿的水平，占GDP的18%多。税收的增长和GDP的速度相差很多。中国以前的税制中，有些税率制定得比较高，不易征收。现在征收手段加强，但如果不更改税制，税负就会相对较高。需要尽快的修改税收制度，使总体的税负和周边国家比较一致，这样才能有一定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最后发言，她指出医疗健康和养老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必须由政府来做。而且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个问题就更严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和医疗应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中国政府应当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考虑到怎么改革医疗、怎么改革养老。中国的医疗市场巨大，药和医疗器材都非常昂贵，这些与企业的升级更新、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也是相关的。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来鼓励研发，比如医药、器材方面的生产研发。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大部分是与克林顿政府对于中小科技企业的税收、融资优惠政策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