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日下午，日本国际发展高级研究基金会马德斌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1911-1937年长江下游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数量、历史与制度的分析”的演讲，下面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并不是近些年来才开始增长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经济增长。中国在宋代发生过经济革命，当时江南经济占有很大部分，有的观点认为那是中国经济的顶峰，之后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也有的观点如加州学派认为应该对宋代经济革命重新考虑，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也在发展。在十八世纪时，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水平与西北欧国家相差不多。中国经济并不落后于英国，只是由于后来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美洲大陆的发现改变了资源贸易关系等原因才使得中国开始落后于英国。
本文采用了地区分析方法来研究二十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本质和决定因素。作者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提供了长江下游地区江苏和浙江两个省份的地区GDP估计值。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作者计算出了13个经济部门中长江下游地区在国民净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结果显示1933年长江下游地区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0%，也高于被日本控制的韩国和满洲40%到50%，只低于日本和台湾。作者的估计也显示了这一时期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农业经济发生了改变。此外估计了十八世纪长江下游地区人均收入与全国的比例，并且与1952-2000年地区收入数据一起进行分析表明了经济的长期变化。
在解释二十世纪初长江下游现代经济增长时，作者认为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之后形成的自治城市有关。作为自治城市存在法治，能够保护私有产权和提供公共品。这种制度变化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作者的这一观点与一些史学家的看法不同，他们强调资源限制，认为较低的土地人口比例和缺乏矿产资源是影响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问题。
首先马教授讨论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基础条件。江浙两省面积与英国和日本相差不多，人口介于二者之间，人均可耕地数量也介于二者之间。十八世纪中叶长江下游地区人均收入是全国的1.54倍，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分别是西欧和英国的91%和77%，也高于日本。所以不从全国而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看，现代初期长江下游地区并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人口增长缓慢，被认为是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有利人口因素，中国清朝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人口膨胀，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但是最近一些研究认为中国也采取了人口控制的措施。虽然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快于日本，但是中国有地域差别，就江南地区而言，人口增长率低于日本。所以中国和日本的比较如果从地区的角度出发，很多初始条件的对比状况会发生改变。
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挑战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了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改革，日本的开放与中国清朝的对策形成了对比，清朝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决心重新恢复儒家学派的正统地位。之后经济政策也不同，清朝的洋务运动重点通过政府出资或政府支持建立资本密集型企业来实现军事的现代化，日本则支持民间私营企业，使得民营企业成为工业化的主力。清朝的洋务运动在现代部门敌视民营企业，较少提供重要的公共品，甚至反对私有部门建立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而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建立了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如法律体系、公共教育、技术开发、现代银行和交通等等。清朝只是在表面对西方的军事和外交威胁作改变，日本则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不同政策导致的经济结果不同，日本在1887-1897年间人均GDP年增长2.25%，制造业和采矿业在整体GDP中的比重从8.7%增加到16%。中国没有同一时期宏观经济的数据可以与日本进行比较，但可以看到的是政府支持的工业企业没有溢出效应，没有进行工业扩张，最后导致的政治后果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在清朝被日本击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清朝灭亡后中国开始了工业扩张，工业产出年均增长速度为10%或8%，工业投资显著增加。但由于工业占GDP比例很低，所以尽管工业增长很快，GDP增长也只有0.5%左右。当时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地区性，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大多集中在上海，1933年上海制造业产出占全国的40%，二十年代上海的电力生产占全国的50%，比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还多。上海快速的增长为长江下游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上海资本为南通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无锡从二十世纪初的小城镇转变为三十年代中国第五大工业化城市也表明上海对江苏地区的重要影响。
作者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增长进行量化分析，先估计长江下游地区总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之后用这个比例与中国各个部门净增加值相乘得到长江下游地区13个部门的净增加值。所有13个部门的净增加值加总就得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净国内产出。这13个部门包括了全部经济中67%的农业，39%的手工业和100%的工业。结果显示在1933年长江下游地区有占全国12%的人口，农业产出占比15%，手工业为35%，现代工厂产出为57%，金融为65%，全部经济产出占全国国内产出的20%，人均国内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4倍。1914-1918年和1931-1936年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长江下游地区在此时间内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其水平和速度不亚于当时日本及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
另外作者还对中国现代经济增长进行了历史和制度分析，力图讨论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所在。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等级制和中央集权，而欧洲城邦体系则相互承认领土和法律主权。长江下游地区是东亚政治秩序的文化和经济轴心，向外传播主要的技术和文化变革。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例如日本工业化的意识形态是西方的技术、日本的精神，这与中国的洋务运动非常类似，中国对日本的启蒙运动和明治维新后的改革都有影响。但日本明治维新后继续工业化而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连续四十年仍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原因在于二者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不同。日本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联系微弱，在中国体系之外，远离内陆，可以进行独立的政治改革，而长江下游地区则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十世纪初上海建立了自治城市制度，包括法治、产权保护、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对长江下游地区现代经济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上海在十九世纪中叶开放为通商口岸后，逐渐出现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人区在上海并存的局面。在公共租界内，由市政委员会进行管理，市政委员会中有商人阶级的代表，与清政府管辖的华人区相比，以商业为导向的市政委员会在提供公共品方面更为有效，包括港口设施、公共道路和交通、水电供应等；租界依赖土地和财产税收作为收入，不乱征税，将所得税收用来提供公共品；租界内有独立的司法权，独立的法院，建立自己的警察和监狱制度，为避免市政委员会滥用权力，又建立独立领事法庭专门处理针对市政委员会的纠纷，这保证了租界内对权力的限制和法治的建立，从而可以维持稳定的秩序。上海房地产业由于租界内秩序稳定得到发展，进而房地产可以作为抵押的基础，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上海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地区自治城市模式的建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长江下游地区有溢出效应，上海的工业资本流入南通、无锡等地，此外还有农业扩散、人才溢出等，带动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上海自治城市这一政治制度的建立，导致产权制度、契约执行机制、金融机构、公共品提供等相关制度发生了变化，是二十世纪初上海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方面有本质性不足，儒家学派正统地位的重新确立、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一定作用，但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与日本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经济上的差距根本在于制度，中国落后于日本源于中国制度变化落后于日本。作者的结论中还包括资源限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并没有制度和意识形态大，日本工业化和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二十世纪初工业化都是在劳动力禀赋并不丰裕的情况下发生的；采用地区分析的方法会改变此前对初始条件和生活水平进行国际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赵洪岩、卢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