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14日，正值“两会”闭幕之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办了专场“两会”解读会，与会的学者们就构建和谐社会、宏观调控、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等今年“两会”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讨论分三期简报来报道，本期简报报道有关构建和谐社会与三农问题的讨论。
姚洋教授：我谈谈我所理解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我们国家25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我们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很普遍的，某些方面甚至有绝对的下降，特别表现在医疗卫生这个层次。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1990年的千分之3.2升到1995年的千分之4.8，这表明我们有些卫生状况是在绝对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分田到户后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瓦解，接生婆不可以接生了，而有些人又没钱到医院去接生，所以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上升。再看环境，血吸虫病已经在中国死灰复燃，据报道，南方7省110县有6000万人口生活在血吸虫病区。还有3亿人饮水不安全， 1.9亿人饮用水超标，这主要是城市污染扩散造成的。总体来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生活品质同等程度的提高，有些人的生活品质甚至在下降，这是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背景。
提出和谐发展观在我们意识形态层次上有多大的突破与两个方面有关。一个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现在所谈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式的那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所实践的社会主义严重脱钩，我们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切断了，这方面是要变的。另一方面是怎么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能不能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来指导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我理解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应该把以前的那种单纯强调GDP的发展转向对个人能力的投资，也就是增强每个人的能力，包括健康、保险、教育等等。
总理说要反哺农业，反哺农业如果是给农业更多的投资，这可能使得农民更不愿意从农业移出来，但反哺农村可以是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等，这是另一条思路。我们帮进城的民工要工资还仅仅是表面的文章，怎么在制度的层面上保证进城民工的权益受保障才是根本的。其实“民工”的词用得不当，为什么叫农民工，就是新移民，新公民，“民工”这个词应该去掉。去年的1号文件，说到了进城务工农民的问题，还有农村非农化的问题，这是以前中央1号文件没有的地方。今年1号文件只谈农业问题，这是不够的。
林毅夫教授：构建和谐社会有标和本的问题要解决。从治本的角度来讲，社会不和谐首先还是收入分配不平均，有一群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所以导致医疗、教育、卫生等问题。怎么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从治本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发展。不发展这些人的收入增加只能靠抽肥补瘦，那有钱的人发展积极性就降低了，可能又回到78年以前的情形，虽然低收入的人群有最起码的人权保障，但是整个社会收入没有提高，最后大家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怎么能够让低收入的人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收入，我觉得这还是要回到我常讲的基本概念——比较优势。低收入的人唯一能够赚取收入是劳动力，让只有劳动力的人赚钱，最重要就是必须要有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就业机会，那劳动力就不可能获得收入，都在农村种粮食，收入状况会很差。怎么多创造就业机会？当然就是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者是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实际上不仅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而且可以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旧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道路，想一下就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产业，新的工业化道路应该是每一个时期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产品，这样你会最有竞争力，可以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收入分配会最好，竞争力高了以后就能够赚取更多的剩余，结构提升就会比较快，经济发展就会比较快。东亚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与地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比较成功。怎么样才能真正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面都比较好的发挥比较优势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基础还是市场经济。
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状况会改善而不是恶化。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让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资本的积累会非常快，资本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就越来越高，工资水平就越来越高。描述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曲线，是总结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规律，可是在东亚，尤其是台湾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是不断改善的，也就是所谓增长同时带来公平和效率。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开发，因为即使创造就业机会，弱势群体有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就业机会是跟教育水平有关的，当然也跟健康状况有关。所以，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二方面教育、卫生等社会性投入还是需要政府来做的。政府经济事务少做，也就更有时间与财力来做社会服务，我想这是治本。目前的情形是治本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转型中有一些属于历史欠帐问题，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不管是教育、卫生都有很大的历史欠帐。
金融体系改革中，资本市场这个体制到底能扮演什么作用，很多人并不清楚。国外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功能，而我们认为是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等问题。这样本末倒置就造成很多的扭曲，就造成很多人可以侵吞国家资产，侵吞小股民资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确立长期治本和短期治标的标本兼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达到和谐的社会。
今年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是一个长期问题。我非常同意姚洋的看法，三农问题，农业生产绝对不是主要问题，根本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以及跟农民收入相关的教育、健康等问题。去年农民收入增长1300多亿，其中6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另外700多亿是来自农产品的涨价。从这种角度来看，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形会不容乐观。首先，温总理谈到，今年中央答应的政策不会改，但是也不会增加，希望地方政府增加一点转移支付，但从经验来看，地方政府一方面限于财力，二方面利益考虑，是不大可能提高给农民的补贴。从粮食价格来看，我估计今年农产品的价格顶多就维持在去年的水平，而且有可能下降。因为去年粮食增产775亿斤，增产幅度在建国以后是最大的一年，而且去年我们还大量进口粮食。所以我估计今年粮食的价格会下降，农产品的价格也会下来。一方面，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减少税收的潜力已经非常少了；二方面粮食的价格很可能会下降。今年怎么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沈明高教授：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里面有因和果的问题，和谐社会可以是一个结果的和谐，但也可以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和谐，我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机会、初始权利的平等，而不能过分强调结果的和谐。因的和谐与果的和谐实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的和谐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来达到；结果的和谐是通过再分配、保障机制的办法来解决，我认为因的和谐或者是权利的和谐比结果的和谐更难达成。
霍德明教授：海外地区有很多国际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快速增长，有很多存疑，甚至麦肯锡公司用所谓的“巨龙走索”来形容中国，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将来可能会有比较大冲突。
第一就是国内与国外的冲突。今年年初预测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经济都不会很好，而国内大概还是能够维持到8.5％甚至9％以上的经济增长，所以这是国内与国外一个不平衡。最直接的影响是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现在是采取固定汇率，盯住美元，所谓固定汇率就是本国放弃一些货币主权。换句话说，就是本国不愿意负这方面的责任，你美元什么走势我人民币就怎么走，当然没有一个国家会真正放弃他的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所以在过去3、4年间，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往往会出现一些短期的投机心理。当然，这一个不平衡迟早要解决的。
第二是国营企业跟民营企业的冲突。国营企业的产出比重在下降，民营在上升，各种劳动统计的数据都证明这是相当健康的发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出现的问题都是国企改革所引起的，中国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要跟国企改革联在一起改，否则还是会不断出现问题的。
李玲教授：我谈一谈对医疗卫生问题的看法。20年来我们经济增长非常快，投入到医疗、卫生这方面的资源也非常多，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人均医疗费用只有十几元，现在平均费用是400多元，增长非常快。但是我们婴儿死亡率是在上升的，我们人均寿命增长非常慢，78年人均寿命已经增长到68岁，现在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71岁。我们周边国家的人均寿命在68、71时仍然增长非常快，我们是远远落后的。
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资源增加了，但是有些福利指标并不好，这跟我们的发展观是不是建设和谐社会是相关的。政府从观念上把医疗仅仅视为一个包袱，而且迷信市场化能解决一切问题。这20多年来，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是在下降的，个人与社会的负担是在增加。医疗市场化是不会导致降价的，因为医疗是特殊的产品，信息不对称在医疗是最严重的，病人、医生、医院之间的关系就是强买强卖的关系，就是医生如果让你吃这个药，做这个检查，做这个手术，病人是不大可能说不的，所以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医院为了吸引病人，一定是竞相购买高新技术，吸引名医，这些就会导致成本的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疗费用会增加如此之快。中国现在拥有的核磁共振、CT等高科技医疗设备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医院基本上把这些高新技术作为摇钱的机器，来了一个病人给你放上去照一照、查一查，钱就滚滚而来。政府的投入不够，医院只有在市场上找钱，找钱的结果就是目前的状况。
这一届政府一直在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温总理的报告也讲到改善医疗卫生体制，尤其是要增大公共卫生的投入。医疗卫生这个领域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制药、医疗器械与医疗保险制度，只有综合治理才能解决问题，仅仅在医疗卫生这个领域去控制物价，公开招标，抓红包等等都是治标不治本。我们20多年改来改去还是在兜圈圈，老百姓抱怨还是越来越大，医疗的产出效率还是在恶化，现在医疗卫生的全球排名，我们是倒数第三名，公平性方面尤其的差。医疗费用相当高，老百姓平均一年的工资不过是1万多元，但是平均一次住院成本就是8000元，所以很多老百姓住一次院就要借债。医疗卫生的综合治理不仅能解决医疗的问题，还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医疗是最大的高科技产业，它涉及到医药和器材的制造，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
前面林老师提到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是可以汲取的。美国有一个专门评估政府项目的机构，它独立于行政，对国会负责，就是从开头立项到项目怎么做直至最后项目的结果有一个长期的评估与监管。我感觉我们国家缺乏这种独立的监管机构，审计署只是在财务上进行审计，并没有对政府的投资项目真正做评估。我们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就是政府大量的浪费，我们没有很好的监管机构能够保证我们纳税人的钱用得是正当而有效。
王红：我简单谈谈我的三点体会。第一，我从美国回国不久，明显感觉到，诚信在咱们中国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诚信，原本一个无风险交易会变成有风险，一旦是含风险的交易，交易量就会减少或者增加交易成本，对全社会是一个无谓损失，所以我觉得诚信在两会上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和谐社会？在美国我请不起保姆，但是在中国我请得起两三个保姆，贫富差距不大的话，很多人就无法享受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不和谐还给一些人带来很多好处。所以我们在谈和谐社会之时要意识到，实际上存在这种潜在的喜好不和谐的因素。
第三，我想谈一谈三农问题。两会提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美国农业人口很少，纳税人很多，政府给农民很多补贴，为了不违反WTO法则，干脆就直接给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最不合理的，我们中国一定要小心这种补贴。这种补贴既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又保护了落后的经济结构。对生产的补贴是另一个层次的补贴，有人大代表提出化肥价格太贵要求补贴化肥，但是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人力资源开发这方面的补贴，人力资源开发能够增强生产能力，这样才可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才可以避免少数人补贴庞大的农村人口。
何茵：我谈一点三农问题。我发现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黄瓜、西红柿都是论个卖，都不是论斤卖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农产品贸易占世界农产品贸易不足2％，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农村人力资源不够，农产品质量没有保证，标准化不足。国家一提到要发展农业，大家就说我们要发展种类多、产品全、产量要多，但我们农产品的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扩大出口呢？我觉得还可以从国际贸易角度考虑农业的发展问题。
（张晓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