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我们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目标？和谐总是与矛盾相对应的。但一个社会使矛盾处理达到“和谐”境界，这是成熟的标志。
今天，我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提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内在关系。
80年代到现在中国变化很大，我在北大6年，去美国8年，回来后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世界影响巨大。例如研究中国问题，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只有很小一部分专业人员研究中国问题，那是一个非常冷落的学科。只有哈佛，芝加哥等综合性大学有10多个教授作中国经济的研究。Mit很傲慢，根本没有研究中国经济的。只有少数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研究。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学生去美国念书，很多名牌的教授，对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说，你跟我吧。例如，Robert Barro在当代世界是研究增长问题的前五名，我们有一个同学在哈佛，Barro主动和他说，希望我们那位同学跟他。蒙代尔，prescott，等，都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
为什么？就因为中国经济起来了，过去20年，增长了5倍。两代领导人领导中国打造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楼盖起来了，现在需要的是装修。
有很多问题，转交给了新一代人，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和在座的你们这一代人。
我最近做了三项研究，一是民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二是中美贸易冲突与产品内贸易，三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我发现，仅仅就经济层面来说，过去20年里中国累积的突出问题有5类：
1．区域之间差异扩大，中西部与沿海之间的距离在变大。
沿海的七、八个省市，如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天津等地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迹，但是，西部还是传统模式。什么是“传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出名在人口论，其实通过讲人口，马尔萨斯给出了一个关于前产业革命社会经济的长期均衡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命题有两个：
一是劳动的实际工资，即作生产要素的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力，是与人口增长呈反方向变化的。二是地租，即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是与人口增长呈同方向变化的。
这两个命题在产业革命前的传统经济中是成立的。近年来，不少经济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都重新研究了1275—1800年的英国经济史，发现，在这775年中，人口的变化确实与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呈反向，而人口的变化曲线与地租水平的变化曲线却基本重合。这两个命题的含义是，人口增长会使人均生活水平下降，而人均生活水平下降又会反过来抑制人口增长；同时，地租的上升与下降是土地价值的反映，土地是传统经济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土地量又是基本固定的，当人口膨胀的压力落到土地上时，地租的上升又会抑制经济增长。结果，传统经济就长期在人口、土地、人均低消费的三角关系中徘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能用于改善人均生活水平。这两个命题，在中国目前的西部，还是适用的。那里的人们不是活不下去，但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中国宋代到1978年基本是属于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
现代经济增长与马尔萨斯陷阱的区别是，有了不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的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土地被规范化为1，而资本与劳动则成为两个主要的可变的生产要素，除此以外，生产函数中还有一项“总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通常记为“A”。在马尔萨斯模型那里，也有“A”，但那个A比较小，而现代经济的生产函数里这个“A”就比较大。这是其一。其二，土地在整个GDP的贡献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了，而资本的回报率且大大提高了，并且资本可以累积起来，最后使劳动的实际工资也得到持续上升。这便是“索罗”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从1978年开始，才步入“索罗模式”。现在整个沿海地区，到处呈现“A”上升，资本累积、劳动工资上升，人民人均消费水平持续上升的情景。
这样就发生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东部已经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轨道，但是西部还不是。如果不调节的话，像一根扁担中间是会断的。我发现，越是穷的地方，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在新疆宁夏山西甘肃贵州云南，现在还是80％左右，而浙江广东等地国有企业不到20％。越穷的地方社会主义比重越高。北京也只有20几，上海20％左右。
能不能从“马尔萨斯均衡”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索罗增长”？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但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不然。2002年，Hansen与后来（200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Prescott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从马尔萨斯均衡过渡到索罗增长，需要两类条件：一是生产函数中的“A”（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足够高，否则经济中的生产单位的利润会变负，现代企业无法生存下去；二是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中的若干参数必须发生“外生”的变化，而不是“内生”地可以转向索罗式的现代经济增长。Hansen与Prescott说，英国完成这个转变大约走了100年，其中大约从1870年开始，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就基本上无关了，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美国是1870—1970年也化了100年“和平崛起”。一个国家要进入长期经济增长的均衡，总需一个和平时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经济过程中土地价值的相对份额逐步变小。
2．城乡差距
这个问题已有许多人讲过。我在这里摆若干数据。现在全国7亿劳动力，一半从事农业，一半从事非农产业。3.51亿非农产业，其中国家干部与国有企业工人为1亿左右。其中国家干部4000万，这4000万中，1000万是国家机关干部，3000万是国家事业单位职工。产业工人6000万左右。还有2.5亿，一部分是私人企业，正式编制6000万，还剩下1.9亿就是流动性的城市工人与乡村民营企业职工。建筑，煤矿业中的流动性职工是季节性的，他们的工资主要在450—650元之间。这种情况在工业化期间都会发生。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只是中国的人口多，比较突出。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30年，韩国的1973年。日本1950—1970年间农业人口从50％降低到20％以下。这就是说，中国还要走20年，才能把农业劳动力人口降到20％以下，也就是说还需要四届政府。到2025年左右，差不多能走完。
3．财政问题
1994年的财政改革，主要是缘于公平问题。1994年地区差异已经非常大。王绍光、胡鞍钢等学者认为，原因是地方政府有财权，富的地方可以投资，穷的地方落后。当时他们建议，中央加强转移支付力度。中央采纳了。目标是集中中央财政，进行社会再分配。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实现。现在省和省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别比十年前扩大了。当时人均财政支出，最穷省和最富省差11倍，到1999年是19倍。也就是说，分税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因为地方财政有两块，一是预算内的，二是预算外的。预算外哪个国家都有，拉美欧洲美都有，但是预算外的比重那么大，中国是少有的，占地方财政规模的一半左右。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多少？25000亿。16000亿交给地方政府去开支，还有9000亿中央政府花。地方政府除了这16000亿之外，自己还有8000亿左右的预算外，而在1994年预算外只有2000多亿。1994年的财税改革本来想逐渐将预算外财政纳入预算内，1996—1997年我们又确实作了若干努力，但预算外财政从1999年以来又膨胀起来了。什么是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来源？这几年主要是卖土地。这个钱没有打入预算。这个钱成了地方政府额外的重要收入。这个钱穷的地方和富的地方大不一样。越富的地方土地贵。于是不同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4．中外经济关系
这分两层讲：
一是中国国内市场上中外资企业的矛盾。
对外资企业的优惠都和税有关。如果一个内资企业是杭州的，来北京开分店，所得税交给杭州，增值税与营业税交给北京。这样北京就没有动力让他的企业到外地开分店。湖南的香烟到湖北卖是要交税的。我们搞特区，又对外资企业免了很多税，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远远高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税率30％左右，但是外资金融企业所得税率只有3％。
我们仔细比较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承担的税收，发现在税负上，内资企业所受的歧视太大了。从1997年到2003年，按“实际所纳税/产值”来度量税率，内资企业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大约比外资企业平均高出6—8个百分点，如果与港澳台资企业的平均税率比，则内资企业的税率更是高出8—16个百分点！当然，从税法上看，名义税率表上没有如此大的差别，但由于“优惠”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掌握的“豁免”与“减半征税”之类的政策上，我们按各类企业实际缴纳的税与各类企业的产值相除，就发现了以上差异。
能不能在税收上对内外资企业同一待遇？这涉及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能否统一。现在有阻力。阻力方的主要顾虑不外是担心税收优惠降低后外资会撤，反而减少国家总福利。财政部、税务总局与商务部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根据我们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却发现，在1996年至2003年这8年间的每一年，外资在中国境内投资区域的选择恰恰是与税率正相关的！上海、北京等地的外资企业纳税/产值的比率达19％，可这几个地区的FDI却是最多的；相反，内蒙古的外资企业在2003年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只有2.6％，但外资仍旧去得很少！这说明，外企的择地决策主要关心的是盈利率、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与法制环境。在8年数据做的板面数据的回归检验中，我们才发现外资直接投资与税率之间微弱的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个发现，是支持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改革方案的。
二是国际贸易关系中的磨擦。近年贸易纠纷频频发生，有人统计，世界贸易中纠纷的四分之一与中国有关。我们是一个贸易大国（已占世界第三），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贸易成长国，我们在“产品内贸易”的价值链上，占的比重很小。对此，国内学界也有分歧。
左大培认为，加工贸易是挣小钱，不能高估外贸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左大培和龙永图观点不一样。1992—2002年，我国的出口，每出口一块钱，有多少是进口的原材料的价值？我们发现，是媒体把这个问题吵大了。我们算了从1992—2003年这12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对外总出口的价值链结构，发现进口的来料占出口比重没有媒体说的50％那么高。2003年对美的出口中，22％是进口原材料的价值，也就是说，78％是中国挣到的。我们发现，国内的研究把来料加工的成本扩大了。但尽管如此，22％在世界上仍然是高的。美国这个比重是5％。即美国每进口我们1块钱，他可以附加20倍的价值。芭比娃娃在美国10美元，在中国离岸的时候是1美元。所以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但是由此说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加工贸易，是得不偿失这个说法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技术含量低，东西便宜，但产品内贸易本身是世界趋势。所以，中美的贸易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提高产品内贸易结构中的价值量。
5．价值观与心态问题
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第一位的经济学问题，即目标函数、效用函数、偏好问题。80年代我们为物质利益正名，也有朋友“为钱正名”，这很必要。但是，就连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会说“我就只要钱”。而现在我们说到激励，就是钱。现在连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效用函数里不能只有钱。Akerlof（2005年）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例如西点军校的学生的身份，北大学生的身份，很难用钱来衡量。进一个学校，一个企业，如果认同这个学校，认同这个企业，就要好好念书，好好工作。如果离开这个规范，那么自己就认为玷污了这个身份。过去20年对这个问题是讲得不够的，人心就会浮动，生活变好的，骂娘的也多了。我们处的这个阶段，正是英国1850年代，美国20世纪初，韩国1970年代遇到的问题。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大概花15年至20年才能走完，这个时期相当于人的青少年时期，走的怎么样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这个观念，是很及时的。
当然，讲“和谐”还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关系到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反垄断，保护竞争与合理的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的发展问题，涉及到高效与稳定的金融体系与持续稳态的宏观环境，涉及到楼市、汇市与股市……，一句话，“和谐”与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有关，因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均衡。和谐社会不但是经济学问题，而且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我以上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有选择地谈了几点。
参考文献：
（1）Akerlof, G.A. and R.E. Kranton.（2005年）。“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19（1）：9—32.
（2）Hansen, G.D. and E.C. Prescott（2002年）。“Malthus to Sol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4）：1205—1217.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根据作者2005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