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七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于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就中美宏观经济问题、银行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税收政策、管制与经济秩序、移民与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退休社会保障、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第五期简报报道移民问题与卫生经济方面研讨内容。
赵耀辉（北京大学CCER）：中国城市中外地工人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
从2000年人口普查可以看出劳动力迁移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外地工人相对于本地工人往往从事更危险、繁重的劳动。对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情况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外地工人往往受到公共政策和本地人的歧视，尤其是地方政府会限制外地工人可以从事的职位、行业。比如，北京市从1995年开始实行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就规定由市劳动局每年公布外地工人可以和不可以从事的职位及行业。在2000年，有103个职业和8个行业是限制外地工人从事的。涉及的职业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的购销人员、饭店（宾馆）服务人员、导游等。涉及的行业有金融、保险、邮政、房地产、广告、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和旅行社等。另一种解释注意到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使得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从事不同的职位和行业。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如何度量在工作准入上的分割，地区间工作分割的差异，以及这种现实的分割对农村劳动力的外迁有何影响。
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千分之0.98抽样数据，我们构造了一个指标来量化各个省的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程度。具体做法是首先估计各省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的行业选择模型。控制的变量包括教育、经验、迁出省份、性别、婚姻状态、民族、户口类别等。然后根据上述回归估计的参数来此估计各省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选择某个行业的概率。最后计算相同特征下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选择同一个行业的概率差的平均。因为这个指标度量了从某个省到另一个省的外地工人和本地工人从事相同行业概率的差别，从而反映了这个行业的分割程度。以全国的行业分布和迁出地分布做权重，并且将其按省取加权平均，就得到各个省的行业分离程度。类似地，可以得到分行业和分迁出地的行业分离程度。
从结果上看，分割程度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江西、安徽、甘肃、青海、陕西，最低的五个省份是河北、浙江、辽宁、北京、内蒙古。初步的解释是在本地工人更难找到工作的地区，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大的地区就业的分割程度大，而移入工人多的地区分割程度小。对这些假说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而对于研究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农村劳动力的外迁有何影响，我们倾向于将此指标加入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方程回归。
George Borjas（美国哈佛大学）：衡量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乔治教授指出，近数十年来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再次出现。在2000年大约有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即约占全球百分之三的人口，所居住的国家与其出生的国家不同。德国百分之九，法国，瑞典百分之十一，美国百分之十二，加拿大百分之十九，新西兰百分之二十三，瑞士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这些都表明了国际移民潮汹涌的程度。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移民会改变本地工人的就业条件吗？萨缪尔森在其1964年版的《经济学》中称：“一战后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法律，使得允许移入的人数甚微。通过减少劳动供给，这种移民政策抬高了工资。”
研究这个问题的常规方法是空间相关法（spatial correlation approach）。假设存在一些封闭的劳动力市场，移民随机地迁入其中。如果我们观察到某个市场工资的变化和迁入其中者的数量，那么这个相关关系就是移民对工资的因果性影响。但是事实上移民往往聚集在少数地域，而不是随机分布于各地。比如在美国，69.2％的移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新泽西六个州。同时这些州只有33.7％本地出生的人仍居住在本州，没有迁往别处。这些与模型的假设并不符合。基于这个方法的大多数研究是分析移民在地域上的聚集情况并度量移民地区当地人的经济机会。典型的做法是将各个城市的工资和移民迁入的某种度量联系在一起。如果移民是“坏的”，那么在有移民迁入城市的人会比没有移民迁入城市的人生活得要差一些。国家科学院的结论是：“实证证据表明移民对当地竞争性工人的工资影响甚微。”
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移民并非随机分布。如果移民聚集在经济繁荣的城市，那么在移民和当地的就业条件之间就会有正的，也是虚假的相关关系。同时，在移民面前，当地人或许会将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移往别处，使经济重新均衡。所以，即便总的工资水平下降了，比较城市间情况也可能得出移民不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的结论。
为了避免上述弊病，新的方法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考虑全国的工资趋势上。因为移民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上的分布并不平衡，移民流入将对具有不同年龄的工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供给的不平衡在随时间变化。这个方法强调了萨缪尔森的观点：某些特定技能的移民流入会改变当地的相对工资。
这里使用的数据来自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供公众使用的综合微观样本（IPUMS）。回归模型考虑当地工人就业条件与移民比例的关系，同时控制时间、教育和经验及其交叉项。加入交叉项允许教育和经验的效应可以随时间变化，不同教育程度的年龄断面也可以不同。回归结果表明，移民比例对领取薪金的工人及自雇者的劳动所得，工作时间均有负的影响。
实证结果是，全国工资结构的演化支持移民会降低工资的常识。但这并不是说移民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因为工人的工资损失会增加利润并最终降低消费品的价格。另外，移民政策作用实际上是再分配。移民使收入从工人转移到雇主，从低技能工人转移到高技能工人。而这种转移是否是合意的仍在争议之中。
李玲（北京大学CCER）：中国的医院改革
李玲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卫生系统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病人、医疗机构和政府对现状均不满意。医疗支出不断上升，人们普遍感到看病贵，看病难。从统计数据上看，医疗支出上升幅度很大，同时，这里面个人支付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政府投入的比例在下降，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也在缩小。医疗机构收费高，质量差，使得看病越来越难。最后，医疗资源分布很不均衡。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失效，也有市场失效。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供给者在诱导需求。也就是说，因为对医生的激励机制不当，医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制造需求。医生不仅有动机影响需求，而且可以通过向病人提供不全面的信息来制造需求。目前的医疗服务收费制度，使那些利润高的服务供给过度，而无利可图的服务又供给不足。而且医院沉重的财务压力和扭曲的收费规定又进一步恶化了这种状况。
虽然实证中很难区分病人的合理需求和医生诱导的需求，但种种证据表明乱开药的情况很严重。平均每个门诊病人的支出中有54.7％是药费，每个住院病人的支出中有44.7％是药费。大多数国家药费占卫生支出的比例是从15％到40％，而我国是占52％。此外，估计用于阑尾炎和肺炎的支出中有18％－20％是不必要的。16％的CT检查是不必要的。
近年来，剖腹产数量大大增加。我们使用1993，1998，2003年的全国卫生普查数据，发现剖腹产服务的价格在这段时间上涨很快，而且这部分费用由保险支付的比例很高。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医生有动机，同时有可能诱导病人采取剖腹产手术。根据目前的情况，政策建议强调改善现有体制的激励机制，强调公私部门的互补，同时伴以有效的监管和执行。
Amy Finkelstein（美国哈佛大学）：
美国1960－2000年医疗保健部门成长
1960－2000年间美国医疗保健部门发生了四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医疗支出占GDP的份额不断上升。60年代初，医疗支出约占GDP的5％，到2002年已超过15％。二是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大大扩大。1960年，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支出不足半数，到2000年，80％的医疗支出由保险支付。三是技术进步，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四是健康状况改善，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1960至2000年间，65岁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
今天我们着重探讨医疗保险、技术进步和医疗支出之间的关系。在解释医疗费用上升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Feldstein在1971和1977著文认为是医疗保险提高了医疗支出。另一种观点是基于RAND医疗保险实验的结果的。认为医疗保险不是医疗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但我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不矛盾。原因之一是整个市场范围的医疗保险的变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要比基于个人水平的变化大得多。这就是说医疗保险不仅有局部均衡效果，其一般均衡效果更显著。另一方面是整个市场范围的医疗保险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医疗领域的技术变化。
实证结果如何呢？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自1965年推行后，所有65岁以上的老人都有保险。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公共保险，仅有25％的老人有私人保险。实证结果表明Medicare的施行可以解释1965－1970年间医疗费用增长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比RAND医疗保险实验的估计要高4倍多。同时自1950－1990年间医疗保险的扩张可以解释至少40％的真实人均医疗费用增加。此外，实证结果支持市场范围的医疗保险变化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对采用和发展新医疗技术的影响实现的。也就是说，医学的进步受到对医学进步需求强度的影响。
（赵洪春、卢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