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8日，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奥利弗.兰德曼教授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作了题为“全球不均衡与汇率政策”的演讲，并和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兰德曼教授的演讲要点介绍如下。
一、关于全球不均衡的原因。“全球不均衡”这一术语是专门用来形容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需要依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来提供融资的现象。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是有悖于经济逻辑的，这意味着资本品由稀缺国流向了充裕的工业化国家，犹如溪水逆流而上。“全球不均衡”破坏了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础，而美国的这种外债高筑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现象的最后纠正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异常混乱。
学术界对于“全球不均衡”的根源的看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全球汇率体系的不合理造成的，有人认为是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和私人储蓄过低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全球过剩储蓄在美国寻求投资机会的结果。实际上，对“全球不均衡”原因的分析首先必须考虑到全球资本市场、国际贸易流动和外汇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低利率、私人储蓄率过低、另外一些国家储蓄率过高等因素，通过各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不同的投资和投机行为等一系列传导机制，造成了美国的储蓄账户长期巨额赤字，而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的储蓄盈余却不断增加。上述储蓄账户的不平衡又通过影响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和国际贸易流动，进一步造成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膨胀。
二、关于中国汇率政策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外国投资，从中受益匪浅。但是，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却大多处于顺差状态，而顺差意味着又将国内稀缺的资本品出口到了国外，实际上是净资本外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只有在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干预，不断地将贸易顺差所得美元大量转移到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条件下，才能得以维持。
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是否一定会消除甚或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呢？答案并非通常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常账户的总体影响还有赖于其他的亚洲国家是否也相应地使本币升值。其次，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消除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因为中国目前主要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和设备，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因此改变汇率并不会解决根本问题。第三，任何的本币大幅升值都会对国内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造成紧缩性的影响，从而也会抑制中国的长期进口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干预阻止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而实际汇率升值恰恰是经济本身做出的能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自然反映。另外，中央银行的持续干预也使得放松资本管制难以实现。由此可见，中国国际收支的“双盈余”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中国当前的汇率政策有利于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汇率政策将大量的资源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则相当于中央银行从国内的银行系统借钱，转而投资到了国外。这种政策调整起来并不容易。当然，与赤字相比，盈余给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大的调整空间。
三、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受益者。被三位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称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假说是，亚洲国家维持本币相对于美元的低估，从而享受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同时将贸易顺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得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以此弥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这似乎给了“全球不均衡”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牺牲，恰恰相反，应该停止这种对美国消费者和借贷者的补贴行为。
中国将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来寻求可贸易品价格的稳定，实际上与美国希望通过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稳定世界价格水平的道理大同小异，而这一体系早已不复存在了。在解除人民币对美元的盯住机制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有3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中国是否会进一步调整当前的汇率水平。其二，中国是继续实行盯住汇率制（2005年7月已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还是转向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其三，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其中，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与资本流动关系密切，同时它们又都与货币政策的实施紧密联系。因为根据“不可能三角”定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和固定汇率政策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同时实现。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汇率政策取向可从“不可能三角”定律中获得一些启示。
显然，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对于亚洲各国的货币政策当局而言，通过持续的市场干预维持这种长期的资本单项流动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主要原因在于：持续的市场干预使得投放的本币过多，从而极易导致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会损害国内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状况；强化了政府对信用配置的直接控制，妨碍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虽然保持了较低的实际汇率，促进了出口，但这种优势是人为创造的，会损害出口企业的长期发展。
四、关于欧洲受到的影响。对“全球不均衡”现象的纠正将会对欧洲造成什么影响呢？这取决于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种纠正。
第一种可能的方式是美国的国内储蓄率大幅度地提高。这无疑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紧缩性的影响，进而对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紧缩压力。为刺激经济，各国的货币政策都将趋于宽松，而这无疑又强化了美元贬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亚洲国家不允许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那么世界经济调整的更多成本将被压到欧洲肩上，而欧洲不得不面对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冲击，同时欧洲的经常账户将急剧恶化。如果此时亚洲国家能够使其本币升值，那么欧洲面临的通货紧缩影响将变弱，而亚洲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经济增长也不会受损太多，只是其大部分出口品的方向将由美国转移到欧洲，当然，这有可能引发欧洲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种方式是所谓的“硬着陆”，即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再买入美元资产，各国对美国“双赤字”的融资供给也突然停止。这很有可能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美元资产缩水，美国经济将面临出现经济衰退的考验。而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美联储又会寻求美元的进一步贬值来减轻压力。欧洲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元贬值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冲击，欧洲中央银行将面临干预货币市场买入美元的压力，如果这样，欧洲就替代亚洲国家成为了美国的新融资者。
那么，“全球不均衡”是否能克服呢？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曾说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终将停止。”但是，全球不均衡走得越远，将其纠正回来的成本就越高。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应共同致力于治理全球不均衡，以尽量避免这种不均衡有可能给某个国家、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后果。（欧洲所 孙彦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