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里高朋满座，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士济济一堂。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先生激情开讲“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冲击——投行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热点”。
作为连续多年入选美国《机构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的资深分析师，陶冬的开场白令人耳目一新——“制造观点是我的长项，和投行经理做研究是我的工作，而今天和大家讨论分享则是我的乐趣。”
中国在崛起 从投资银行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陶冬发现：从过去看现在，不论是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还是“整装待发”的天津滨海新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发展道路。从现在看未来，陶冬的预测是：到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三大股市”之一。
目前，世界上生产的40%的钢铁和60%的水泥被浇筑在中国的工地上，4.9亿的手机用户足以让外国吃惊，中国的需求是德国和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在2005年世界经济4.9%的增长率中，中国的贡献了1.4%，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总和。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陶冬指出，1994年的香港，可能会有投资银行分析师在研究亚洲经济时，抽出自己宝贵时间的10%顺带看一下中国大陆；而现在，几乎所有的投行里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日夜不停地对中国经济走势做出自己的解读和判断。
陶冬预测，根据今年前五个月的情况，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5年9.9%增至不低于10.1%，甚至可以达到10.5%。考虑到奥运会因素，至少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都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可能会有小幅调整，但仍将以平稳的态势向前发展。
中国经济起飞的奥秘 为什么中国经济一下子就起来了？“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陶冬给出了三点解释：
首先是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极端低廉。不要说只相当于美国、日本等地工人工资的四十分之一，就是跟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资也仅仅是他们的零头。这种工资优势虽然因“民工荒”暂时出现了小幅度变化，但仍然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这种优势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但陶冬提出，当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制造中心时，谁来接替中国？事实上，陶冬是想强调，工资优势的背后是工人利益的丧失。中国对制造业工人权益的保护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中国的《劳动法》需要更加重视工人的利益保护。
第二点被很多人忽略的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很低。所谓资本成本，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钱太便宜了”。目前，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再扣掉利息税，中国的普通存款年利率已经相当低，而贷款利率又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这种低水平的利率政策支撑了中国大面积的投资热潮，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是靠整个国家的储蓄人“资助”出来的，以储蓄人得到较少的利息为代价，换来了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第三点是中国普遍范围内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5年以前，把货物从东莞的加工厂运送到海边货轮上，平均需要12天的长途运输；而现在只需要3天。包括交通、电力等在内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这也与部分地方官员的“GDP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 陶冬认为， 农村问题、利率汇率问题、银行体系改革问题和分配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长短腿”效应越来越明显，农村在“拖城市的后腿”；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运作尚未达到国际标准，随时都可能有新的不良资产诞生；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缺失、“隐性失业”等就业不足问题构成了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今年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把一年期贷款利率由5.58%调整至5.85%，陶冬认为这个力度是比较小的。他把这次加息比作“从溢出来的水池里舀出两瓢水”，对于国际资金的流动基本没有影响。美联储16次加息才撬动了美国的经济，因此陶冬预测，要想抑制目前过度投资、资金流向集中的问题，一年期存款利率至少需要上调2%，一年期贷款利率至少需要上调3%。
对于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陶冬指出，应该正确认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人民安居乐业”之间的关系，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力度还可以加大，某些“打一巴掌，再揉两下”的措施导致了调控目标和调控结果不够明朗。他认为，“加税”应该成为主要的经济调控手段。事实证明，加税具有“明显的定点杀伤力”，地方政府能否处理好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问题。
破8：人民币汇率之谜 近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破8”声四起，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陶冬认为，人民币“破8”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人民币升值速度有可能加快，这可能预示人民币将走上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汇率水平长期升值的道路。长期升值将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外贸企业产生一定影响。一些习惯了高度依赖价格竞争策略和汇率固定环境的中国外贸企业，汇率风险正在迅速放大。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海外热钱的大量涌入。陶冬指出，海外热钱可以通过混入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等方式进入中国，这可以看作是固定汇率制下资本项目管制不严的结果。海外热钱从投资地区看，约有50％的资金投在了北京，约43％投在上海，其余资金投在大连、哈尔滨、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
从道理上说，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缓解经济过热。但从中国汇改一年多的情况来看，由于人民币升值十分有限，所以升值对抑制国内投资过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陶冬指出，为了应对海外热钱可能的冲击，央行在人民币升值后，压低银行间市场利率导致人民币和美元的高息差，成为人民币抗拒海外热钱的一层重要堡垒。但这样一种策略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过低的利息，流动性的过剩可能导致投资过热，整个宏观经济出现通货膨胀。
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陶冬认为，人民币哪怕升值20%，就外贸出口来说，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但还是比美国国内的制造成本便宜得多，这样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把美国的订单推向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不仅对于中国不利，对解决美国中西部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也没有任何好处。
“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陶冬指出，欧洲人花了100年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就做到了；而同样的欧洲人花了100年的时间“变老”，中国人也用了一代人就做到了，而且是“未富先老”。我国的退休人员每年以300万速度递增，对养老和医疗费用的压力很大。1992年时，在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里，大约五个在职职工养一个退休职工；到2004年时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三个在职职工养一个退休职工，形势非常严峻。
陶冬认为，中国在2009年到2018年间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一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退休保障缺口增大，养老金负债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波及货币政策。
随着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到2018年，中国的人口构造会有很大变化，劳动力将出现大幅减少。陶冬通过数据告诉大家，在G7国家里，对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等开支平均占GDP总额的25%，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无论在统筹部分还是个人账户上都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财务制度，实质上是将负担转嫁给后代，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目前的关键是偿还历史债务，而且要积累足够的应急基金以消除中短期经济、人口的冲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