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口流动与全球化 汉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数据显示在1990年到2000年间国际人口流动存量已经由一亿五千四百万增加到一亿七千五百万，另外Docquier 和 Marfouk（2006）估计在2000年OECD国家中有35%的移民拥有13年或更高以上的教育背景，而同时这样的人群却只占世界人口的11%，说明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移民率相对高一些，这些事实都是我们意识到国际人口流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汉森教授首先利用一些数据确认了关于国际人口流动尚未被解答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并且运用国际人口流动存量的新数据来检验一些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这里的数据来自Docquier 和 Marfouk（2006），他们统计了生活在193个OECD国家的年龄在25岁和64岁之间的国际移居者的资料，并且将他们按照接受教育时间分为了三类：0-8年，9-12年，13年以上。汉森教授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移民定义在接受了1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人们，也就是至少是本科学历。 国际人口流动来自哪里？回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事实上，数据显示：有32%的移民来自8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包括墨西哥、中国、印度等等国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际人口流动来自于哪里？与上面一致，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占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其中有28%来自8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总结以上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取代欧洲成为国际移民的来源区域，即发展中国家呈现递增的趋势而欧洲的份额正在逐步缩减。 哪些国家拥有最高的移民率？答案是小国和贫穷的国家，距离美国近的国家。虽然中国的移民就占了全世界总量的3%，但是与中国本身的人口数量比，这个数字却是微不足道的。哪些国家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部分拥有最高的移民率？答案是小国和贫穷的国家，饱受战火洗礼的国家。以上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这一类人群具有较高的移民率，而一些大国都具有较低的移民率，而在这些国家中也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们移民率较高。哪些国家在移民率上增长最快？答案是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哪些国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的移民率增长最快？正在经历军事冲突的国家。 除了研究了一些移民率上的基本数据之外，汉森教授还将移民率与GDP联系了起来，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经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我们发现在国家移民率与每个工人所占GDP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稳的非线性关系，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受一种固定效应控制而不是随机效应，更进一步地，如果只考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这一部分，在移民率与每个工人所占GDP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并且更明显地呈现了一种负向作用，但同样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受一种固定效应控制而不是随机效应。 综上所述，无可否认国家的收入水平以及大小是移民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货币危机、军事冲突、自然灾害也可以成为推动移民率变动的因素，但还是需要用数据进一步验证，并且还需要搞清这些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因素如何具体影响移民率。另一方面，尽管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越高进行移民的可能性越高，但是仍然不知道这样的移民选择是否受接受国家的政策以及移民成本影响，这种高水平人群移民会产生怎样的长期效应，这种人群的移民是否会影响小国的经济能力，这些都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国际收支账户“双顺差”现象 卢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观察中国国际收支帐户可以发现，过去十六年中的十三年，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出现了盈余，也就是出现了双顺差现象。这是非常特殊现象。早期发展经济学“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两个缺口，一个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差距构成储蓄缺口，另一个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和出口能力之间差距形成贸易缺口，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因而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从国际比较经验角度观察也是特殊现象。观察50个贸易大国1970年代以来数据 (其中中国数据从1982年到2005年)，发现在整个统计年份中发生“双顺差”现象的年份有154个，占了总数的11%，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而对于中国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0.9%。如果把两个帐户顺差都超过GDP的2%定义为规模显著双顺差，发生这类显著双顺差的有台湾、新加坡、韩国、丹麦、挪威等较小国家和经济体，大国中发生这类双顺差的只有中国一个。 中国双顺差结构出现的的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相似性。首先经研究发现货物贸易的平衡趋势与波动特征与经常账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存在一定的拟合度，大体上经常账户的余额都形成于货物贸易。中国货物贸易分为两种：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其中加工贸易活动是通过运用从境外保税进口的部件、包装物料以及中间投入品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成品或半成品重新出口的一种贸易活动。中国从1980到2005年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份额在逐渐增加，构成了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资本账户记录一国与外国资产交易，平衡状态取决于一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关系。今年我国企业开始通过对外投资获得国外资产，但总体而言过去20年我国资本项目平衡状态主要由外资流入规模决定，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似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拿2003年为例，有近80%的加工贸易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中又有三分之二由外商独资企业完成，另外三成由中外合资企业承担，这就证明了作为资本账户余额形成原因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加工贸易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活动，它已经在推动我国参与当代全球化产品内分工并实现快速成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进一步观察，我国国际账户的双顺差现象与当代经济全球化全新时代环境具有深刻联系，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视角看，当代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特点，使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基本含义指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分布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进行，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者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有越来越多国家企业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者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加工贸易本质属性在于不是独立生产某个产品，而是承担某个或若干特定工序活动，因而加工贸易是我国境内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我们研究相关数据发现，我国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呈现V型的变化，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形成升值趋势，也与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直接和间接联系。 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一个解决方法 魏尚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范围内的跨疆界的资本流动已经增长的非常迅速，到了2004年已经达到了6万亿美元，其中小于10%的部分流入发展中国家。卢卡斯（1996）指出如果考虑到在单部门模型中，在富有和贫穷国家之间资本的边际回报的不同，那么就应该有较多的资本从富有国家流动到资本边际回报较高的贫穷国家，到这与实际数据相比就产生了“流动太少的悖论”。另一方面，如果考虑一个两部门，两要素，新古典交易模型，那么针对这个模型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即在货物是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要素报酬甚至在没有要素流动的前提下应该是均等的。由于这个原因，观测到的任何数量的资本流动都应当是过度的，这也就是“流动太多的悖论”。 在过去的文献中提到了一些解决卢卡斯悖论的方法：第一、将富有国家的一个工人看作与贫穷国家的数个工人有相同的生产力。第二、假如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另一要素。第三、存在国家风险。第四、引入货物交易的成本。而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处理方法都没有逃脱要素价格对等化的侵袭。因此，我们将一些人要素价格对等化不成立的原因适用于资本流动的类型以期待能解决“卢卡斯悖论”。 我们现在脱离新古典理论的框架，换一种方式思考，建立一种拥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来理解货物贸易以及要素流动。我们将一个金融合同模型和异质性厂商的假设引入到Heckscher-Ohlin-Samuelson 所建立的分析过程中。这个新理论的主要特征是：金融投资的回报与实物投资的回报不尽相同。金融投资者也就是储蓄者仅仅获得实物投资少回报的一少部分，因为他们需要与企业家共同分享资本的回报。而金融系统越发达，投资者所占有的份额将越多。那么，一个拥有较低资本与劳动比率和无效率的金融部门的国家就会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流出，同时拥有外商直接投资，这些都导致了少量的净流入甚至流出。除了金融产业的发展，我们的模型也将产权保护作为考虑的重点。例如，尽管拥有较低的资本与劳动比率，一个拥有不健全的产权保护系统的国家，也就具有较高的征用风险，那么，它就可能产生金融资本的流出而得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冲抵力量。 要打破要素价格均等化就需要说明对于要素价格除了产品价格外还有别的决定因素。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式就是假设生产函数是边际报酬递减的，但这仅仅是用于短期的情况，并不能解释为何在长期厂商不能调整自己的要素使用状况。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假设在厂商范畴下边际报酬不变，而在部门范畴下边际报酬递减。特别地，假设企业家在他们管理资本的能力上是异质的。当一个部门扩张的时候，更多的企业家进入，边际企业家的能力递减，因此整个部门的投资回报也是递减的。虽然货物的自由贸易使得产品价格与要素汇报均等化了，但在国家之间仍然会存在差异。保持其他变量不变，那么在资本丰富的国家里利率是比较低的同时工资率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两部门模型延续了典型的单部门模型的一些结果，但仍然显示出在富有与贫穷的国家之间应该存在少量的净资本流动。 与许多文献都将风险规避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不同，我们的模型中仍然将所有企业家与金融投资者假设风险中立。加入风险规避可能会使得资本流动的方式更多样化但是并不会脱离此模型的基本作用原理。即使没有风险规避这个动机，我们的模型也能形成资本流动的两条路径。 除了探讨悖论的解决方法，我们的模型也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分析过程，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金融与产权制度在对资本流动的形式的决定上用。例如，假设在国家之间征用风险是无差异的，企业家是完全移动的，但金融部门的运作效率在国家之间是不同的情况下，根据我们建立的模型，世界资本市场上的唯一均衡是较不发达的金融系统会被所用的企业家与金融投资者规避。同时拥有这样金融系统的国家会使得他们所有的储蓄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流入到拥有更好的金融系统的国家，但会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人们在进行研究时经常将多种不同的制度放在一起，而在我们的模型中，金融制度与产权制度则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低效率的金融系统可以被投资者们完全规避，但是较高的征用风险却不能被规避。当金融资本流出具有无效的金融系统的国家是，外商投资可能在国家具有较低劳动成本的情况下由于较高的征用风险而被阻隔在外。在均衡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国家不过原始的秉赋如何，只要具备好的制度，不过是金融方面还是产权制度方面，都可以拥有较高的工资率。 （贺雯雯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