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社会主义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对经济的“扭曲”。主要包括价格扭曲、金融抑制、贸易限制、资本和外汇的配给、投资许可证、行政垄断和国家所有制等。这些扭曲在社会主义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对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非常重要。
许多文献试图对这些现象做一个解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Shleifer and Vishny（1994）的文章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之所以对企业进行严格控制，是因为政治家想从中获取租金。Esfahani（2000）和Gordon and Li（2004)的文章认为，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和控制是为了缓和通过税收筹集公共开支资金的成本。Acemoglu etc.(2002)的文章阐述了合适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扭曲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只是局限于对现象的解释，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扭曲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对现象的深刻认识基础上，
税收改革的指导原则
James Poterba（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税收使用广泛，是制度的一个关键方面，通过税收可以影响经济构成，可以实现政府的特定目标，税收制度也会影响其他改革。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和美国收税改革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美国最近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是1986年的税制改革，调整了收入税的结构，大大降低了边际税率。1986年改革以后，又陆续推行了一些其他改革，从1986年开始后，税收法规已经发生了15，000种变化。去年美国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税收改革方案，提出要实行收益中立性税收改革，但没有获得政治支持。对中国来说，1994年是税制改革的分水岭，此后税收结构和税收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改善，但难以对随后的相关改革法案获得一致。必须认识到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长期来看，税收改革有四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改进经济效率。通过合理的税收，合理的配置资源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减少征税带来的损失。第二个目标是简化税制，使税收便与征收和管理。第三个目标是达到税收负担的公平配置。第四个目标是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有些时候，税收最大化经济效率和追求政府的其他目标可能是相冲突的。需要一个权衡。如何改进经济效率呢？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首先是税收应该实行广税基低税率。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边际税率很高，但税基很窄。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最高边际税率可达45%。其次是对资本应该不征税或者只征收很低的税，以减少对投资的扭曲。否则，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但中国现在的增值税是包括了对资本征税的。第三，税收应该避免部门间的扭曲。而中国现在的不同部门增值税税率差异较大，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税率不同，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税负也不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经济增长和税制改革也有重要关系。纯消费税能在20年内使GDP提高5-8%，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效果会更大。收入税效果略小一些。税收改革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对增长的促进效应，其它效应应该放在第二位。
税收体系需要简化。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每个人应该交的税必须一目了然，对纳税者来说必须简单和清楚。”复杂的税收体系增加了服从的成本，以美国收入税为例，每年高达1500亿美元。税收的复杂性和高边际税率都会导致更多的税收规避。中国各种不同的出口补贴条款造成的规避就是例证。同时，税收的复杂性也会降低民众对税收制度的支持。
税负必须公平分配。定义“公平”是非常困难的，最终的政治因素决定什么方案才是可行的。以资本税为例，资本税的税负分配并不公平。美国税收体系中，1986年改革追求的“税收分配中性”就是追求税负公平的一种尝试。2006年美国联邦收入税中，收入最高的1%人口承担了联邦收入税的36.7%，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承担了58.6%，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承担了高达70.8%的联邦收入税。
税制改革的一种思路是：实行简化的收入税，同时注意广税基，低税率。第二种思路是：关注增长和投资，实行消费税和收入税的混合税制。税制改革同时必须注意一些问题：首先是避免税制改革造成短期混乱。然后是要认识到税制改革会给某些人施加一些不公平的税收负担，而且需要清楚谁在改革中承受了更大的税收负担。要对现存的债务合同实行要特殊处理，对原有资产进行折价，并避免税收给商业环境带来一些未预期到的冲击。最后还要认识到，过渡期慷慨的税收免除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何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枯竭，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吸引外资政策，包括减少壁垒和提供更优惠政策等。这些政策来自于如下理论结果：FDI能为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高技术和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技术；FDI能使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移更容易，而且这种转移对整个经济可能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内向型FDI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刺激经济增长。但是FDI在现实经济中的效果尚不清楚。对此，经典文献提出过微观和宏观方面的证据。FDI对经济的影响的因果效应分析的两个关键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内生性问题，FDI可能选择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和地区。第二个问题是增长可能不是由FDI引起，而是由同时发生的其他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变迁等引起。计量分析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解决上面两个问题。
FDI对经济有正效应的同时，也通过其它途径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FDI会挤出国内投资和生产，尤其对地区和产业内部的挤出效应更为严重。如果FDI是由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进来的，而且挤出效应大于其外溢的正效应，则总的来说，FDI就对经济的总贡献为负，就无法获得持续的增长。
因此，弄清楚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非常重要。中国有巨额的FDI流入，具有巨大的国内多样性；亚洲金融危机外生地减少了流入中国的FDI；中国金融系统和国际资本市场相对独立，使亚洲金融危机除了影响中国FDI流入和出口外，对经济的其他方面影响很小。这些给我们研究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本文利用亚洲金融危机这个天然的实验场，试图在控制住外生性和同时性问题的条件下，探讨FDI对GDP的影响。利用28 个省1978-2003年的数据回归的结果显示，统计上内向型FDI显著地提高中国的当期实际GDP，但经济上效果不大。本文没有研究FDI流入对长期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张红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