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经济绩效：针对中国私有企业部门实证研究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经验与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机要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左。华盛顿共识把80年代拉丁美洲的失败归结于政府的干预，因此要求转型国家实行一揽子的“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宏观政策稳定”改革政策，认为应该减弱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然而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完善的制度系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中国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法规体制(Clarke, Murrell and Whiting [2006])。那么在中国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能否具有取代制度体系不完善的功能呢？
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积极作用的实证研究，尤其微观层面的文章很少。因此本文想用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社科院私人经济研究学会2000年调查的私有企业数据研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否影响到经济绩效，并探讨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是制度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为了寻租。该数据包含了3072家私有企业，占1999年中国私有企业总数0.2%，应该能比较好代表中国的实际情况。
为了验证政府干预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作用，本文用计量方法控制住其他因素后分析政府干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根据其他文献的经验，本文用人均产出的对数值代表经济绩效。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来源于Djankov, Glaeser,
为了准确分析出政府干预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本文采用OLS计量方法在回归式中逐一加入控制变量，发现政府干预变量R对企业绩效具有统计上显著且稳定的正效应，控制变量中企业家特征、地域人口密度（代表市场需求）和产权（技术创新）对经济绩效有正影响，高速公路和铁路密度（更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地区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绩效有负影响。
政府干预变量R可能存在内生性和度量误差问题，为了更好的度量政府干预程度，本文引入工具变量IV——省份与首都北京的距离。中国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使得省会到首都的距离影响到地方政府干预政策的可能性，但是省会到首都的距离对经济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省会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构建政府干预变量R时对各类制度类型赋值比较随意，本文尝试了其他赋值方法，比如给三类制度分别赋值1、2、10或者1、9、10或者1、5、10。计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各类制度基础中政府干预程度的相对大小影响分析结果，而各类制度基础赋值的绝对大小并不重要。
为了减少政府干预的度量误差，本文采用樊纲、 王晓鲁等 2003年的文章中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中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政府干预越少。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对私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存在负向的影响，也就是说政府干预与经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回避赋值的随意性，本文利用企业数据针对三类制度基础设立两个虚拟变量，计量结果跟前面情况没有太大差别，政府干预对经济绩效仍然存在正影响。
为什么地方政府干预对中国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本文提出两种假设：政府为了经济的长期发展会加强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方面的工作、地方政府寻租的动机导致它们积极干预市场获得短期利益，比如上海的例子。现实政府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动因，那么那种动机更重要呢？
如果地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纠纷过程中寻租动机占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应该更加有可能看到其他途径干预途径，比如政府通过赋予私有企业家特权和保护获得贿赂。因此，我们期望能看到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纠纷与政府回报行贿的私有企业家的其他渠道存在正相关关系。亚洲开发银行2005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私有企业最关注的是获得外部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的能力，其次是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员工的招聘。而我们使用到的调查问卷包含了企业获得一系列资源的难易程度，包括资金和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政府干预对这些潜在渠道变量的影响。一种方法是将潜在的渠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住其他因素后，看政府干预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这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一种方式是将潜在的渠道变量作为附加的解释变量逐一加入计量回归式中，如果寻租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些渠道变量前面的系数将很显著，并且引入渠道变量后政府干预变量R前面系数的显著性或者数值将变小，因为寻租动机的作用被其他渠道变量分担。但是计量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变量R前面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并不受渠道变量的影响。
因此，寻租很有可能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首要原因，制度建设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力。那么政府为什么如此积极的干预市场来加强制度建设？有些文献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它们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权力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到地方政府的M型政权组织，中央政府具有任命、提拔和罢免地方政府领导的权力，那些表现更优秀的地方政府领导更有可能被提拔。这样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分权容易导致地区间经济竞争，各地政府纷纷干预经济以改善制度环境。
经济转型时期，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大规模地私有化，产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采取了逐步增量式的改革，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保证了一个适当良好的合约环境提高了经济绩效。这种方式有效的防止了市场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不成熟的私有化和法律制度带来的混乱和失调。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来源于将最优的逻辑运用于具有大量扭曲和制度约束下的次优环境中。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改革是有意识的将市场经济机制引入社会资源配给过程中。但是，在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基础情况下，激进式的改革将可能导致市场的混乱和原有组织的破坏。中国在已有的制度基础即各级政府力量的基础上，利用地区间的竞争来激励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基础。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行为不仅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也阻止了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了一个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多样化政策和制度路径的重要性
产权、金融和经济绩效：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文献研究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类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产权和金融，哪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呢？Johnson, McMillan and Woodruff （2002）的文章利用东欧五个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私有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金融系统更重要。Cull and Xu（ 2005）的文章利用中国18个城市的数据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金融系统对于经济增长与产权一样重要。两篇文章的结论有很大差异性，并且两篇文章都存在内生性、度量误差和计量方法过于简单的问题。因此，本文根据前面提到的中国私有企业数据库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重新研究了这一问题。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仍然是人均产出的对数值，主要解释变量是产权和金融市场，控制变量是产业的虚拟变量、省的特征、企业特征和企业家的特征。采用JMW（2002） and Cull and Xu （2005）的文章中关于产权和金融变量的度量方法，我们根据调查数据构造出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支付给政府非合法的报酬现象是否严重，以及企业被征收各种非正式费用的问题是否严重两个问题，抽取主成份，从而得到产权指数。这种主成份构造产权指数的方法在Svensson（2003, QJE）也被运用。金融指数主要是利用调查问卷中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来度量，此外利用企业在1999年底是否有银行贷款、外部信贷和外部审计作为辅助度量方式。
为了解决内生性和度量误差问题，我们构造了一些工具变量。首先根据历史事件利用1937年中国地区间银行分布作为产权保护指数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二三十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因为战争等各种因素依赖于这些银行的贷款会有意识的保障他们的产权，1937年的战争混乱导致富人倾向于流动到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财富的聚集使得当地银行数相应也会比较多，因此1937年地区间的银行数是反映中国二三十年代产权保护程度的指标；很多研究文献证明中国30年代中期的产权保护持续到现在。其次，我们用1912年商人的地区分布作为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
我们首先用OLS逐一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产权保护和金融分开放入回归方程式时两者都很重要，同时放入时金融在统计上很显著而产权不再显著。我们用两步回归的方法逐一加入控制变量重新回归，发现产权保护和金融分开放入回归方程式时两者都很重要，同时放入时产权保护在统计上很显著而金融不再显著。总之，我们的研究从微观层面再次验证了产权保护和金融发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在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重要，进一步印证了JMW （2002）的结论。
问答讨论：
提问：政府干预变量R可能构造的不合理？三种类型制度的赋值太随意可能导致R无法准确的度量政府干预程度
回答：我们尝试过好几种赋值的方法，结果发现绝对值不重要，只要相对值不变化结果就差不多。另外，我们也尝试过虚拟变量的方法，结果也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构造政府干预变量。
提问：面对经济纠纷时，不同企业或者不同行业的企业选择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你们是否需要考虑行业的影响呢？
回答：确实是这样，不同行业的企业面对经济纠纷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在回归中也加入了行业控制变量。
提问：你们将企业面临经济纠纷时采取的解决方法分为三类：市场，法律和政府干预，但是这三类能很好概括企业解决纠纷的所有办法吗？在江浙地区民间力量也很强，那些中小企业经常求助于市场力量，但是这种市场力量其实是间接地求助于政府的力量。
回答：这是有可能的，那些企业家的朋友是政府官员或者企业家原来就是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