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健康与养老国际研讨会。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高层官员就中国老龄化现状和问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ese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的调查方案和问卷设计进行研讨。本文简要介绍部分参会人员发言主要内容。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相关数据显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估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0％，同时年轻人规模不断减少，目前大约每13个工作年轻人养活一个老年人，到2050年，将变成每2.1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年人。
我们应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现阶段我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到2050年可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持续10到2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收入和价格增长。即使年轻人通过养老金体系为今后养老进行储蓄，这种准备也可能会因为价格增长过快而不足。我国政府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如果不管怎样辛苦地工作、怎样节省资源仍不够养老的话，便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因此，怎样制定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城市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政策逐步拓广到了农村地区；另外对于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养老补偿。辨别这些政策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做仔细的研究分析。
老龄化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发达国家会有很多经验。另外对于刚迈入工业化的国家如韩国、迅速发展的国家如泰国来说，他们也正面临并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幸能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和美国兰德公司（RAND）等重要机构合作，研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健康等问题的影响，为我国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目前，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做好此次试调查，为将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做好准备。
Richard Suzman（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国家老龄研究所NIA，行为与社会研究项目主任）：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CCER，我欣慰地看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有了很大进展。人类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影响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寿命延长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增加寿命需要更多资源的支持，才能够做到老年人总体福利不会降低。
我们正接近世界人口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再过若干年后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超过5岁以下的人口规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后人类历史可能都将如此。世界范围疾病研究预测，未来几十年慢性疾病将成为残障和提前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低收入国家，我们看到一方面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增加，另一方面传染病还广泛存在。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对此有充分认识。慢性疾病伴随着老龄化和残障等，降低了老年人的总体福利和自理能力，增加了他们对医疗服务和个人护理的需求。
在
目前我们已资助了一系列的追踪调查，这些调查在健康、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度量，这样才能发挥对于制定政策的指导作用。政府报告大量引用了这些调查数据及其研究结果。这些调查包括美国的健康与养老调查（HRS），英国老年人追踪调查（ELSA），欧洲健康、养老与退休调查（SHARE）。我们也认识到国际比较分析的意义。曾有研究者利用上述数据比较英国和美国，发现美国人在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比英国人多，收益却较少。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数据库，还要建设一个学术交流圈以解决这些问题。NIA十分支持这类研究申请。我们意识到理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希望能从这些研究中受益。祝贺你们所取得的进展，并祝今后顺利！
James P. Smith（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劳动市场与人口研究项目主席）：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数据表明，2000年超过60岁人口的比例在中国为10%，在美国为20%，然而到205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到30%，接近美国同期的水平 35%。在日本，2050年超过60岁人口的比例则预计高达42%。这些数字使得人口老龄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伸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些变化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之所以老龄化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人口老龄化要求社会有足够的财力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提供收入和健康的保障，这正是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美国财政预算2000年到2100年收入和支出的估计表明，如果美国保持现有的体制不变，到2100年财政收入将仅占到支出的70%。入不敷出的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甚至更为严重。面对这一挑战，最有效的方法是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进行改革，然而，美国现有的体制已经非常成熟，改革措施会遭遇很大的政治阻力。相比之下，在中国，这些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这会是中国的优势，即可以通过对保障体系进行调整来适应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
为了对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研究者需要有高质量的数据。Smith教授对国际上现有的老龄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美国的健康与养老调查（HRS）项目于1992年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对2万多美国50周岁以上的人口每隔两年进行一次跟踪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到他们的健康，经济状况，劳动参与状况和家庭关系。HRS调查不仅有助于政策的改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截止到
正因为类似HRS的调查能够帮助全面探索人口老龄化问题，它已经在许多国家相继开展。2002年，英国开始进行老年人跟踪调查（ELSA），目前正在进行第三轮的跟踪调查。由于ELSA调查的前身是英国健康调查（HSE），因而保留了原有健康调查的一些方法，包括记录被访者的生理指标，特别是采集被访者的血样，这种做法可以客观诊断被访者是否患有某些疾病，从而弥补了被访者主观判定自身疾病的不足。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使得它被引进到HRS调查和其他类似HRS的调查。除了英国，欧洲的15个国家也参与到一项名为欧洲健康、养老与退休调查（SHARE）。在SHARE调查中，不同的语言有15种之多，然而该调查做到了对所有国家采取完全相同的问卷，因而具有跨国比较性。与ELSA调查类似，SHARE调查并不简单地套用HRS调查，而是有自己的创新，例如记录了许多心理学特征的变量，这也将被HRS调查采用。
类似HRS的调查在亚洲也相继进行。韩国作为第一个进行此类调查的亚洲国家，将在2007年3月完成基期调查的数据整理工作。日本的调查正在计划中，泰国的调查已获得资助。哈佛大学的一个小组开始讨论在印度开展调查。同样在进行中的是中国的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他们在6个月前开始构想，现在已经完成问卷设计的初稿，CHARLS研究团队的工作效率得到Smith教授的高度赞扬。对于亚洲进行的这些类似HRS的调查，Smith教授强调了需要考虑各国的体制和独特的问题。如样本年龄的选取，美国和欧洲的调查为50周岁以上，然而在亚洲一些国家，人们会考虑提前退休。为了研究这些人的退休行为，韩国和日本进行的调查选取的样本年龄下限为45周岁，而CHARLS也将采用这一年龄下限。
John Strauss（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开展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开展此类调查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更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阶段，同时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低；公共服务的水平低；家庭在社会保障和养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该研究可以观察社会变革中的各个不同的效应。比如，经济增长将导致目前老年人的收入比他们的子女低，因此储蓄也比其子女低，而与孙子女们的收入则相差更远。
中国的金融机构还处于欠发达阶段。这意味着目前老年人的储蓄结构较之未来将有很大差异，数量上也少得多。目前老年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储蓄，他们主要依靠子女来养老。而且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体制远未完善。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在老龄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特征。
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特殊性。一个是来自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John Giles教授的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1990年以来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也许会由于农村父母的健康问题而受到阻碍。另一个例子则是关于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有许多的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去研究。比如健康与退休、健康与收入、健康与财富之间的因果关系。Strauss教授坚信中国将会成为研究健康与养老问题的主要阵地，一旦调查数据公开将吸引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赵耀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茅百忙中参加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系统阐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形势、主要问题、发展老龄事业重要现实意义和主要措施，我们将在下期简报中专题发表张茅副主任讲演主要内容。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萧群部长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情况和师资队伍，强调北京大学全力建设前沿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健康和养老研究正是其中一个重点领域。CHARLS研究团队分专题介绍了各个问卷组成部分的设计背景和问卷的具体内容，与会国际和国内专家对问卷设计进行了详细评论。
（戴天然、尹妮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