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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简报之二

 

2007428,“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九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施建淮教授、卢锋教授发言内容。

 

施建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及评论

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之间的交易。这可以认为这是时点内的交易。(2)一个国家商品和服务与另一国资产之间的交易。这是一种跨期的国际交易。(3)国与国之间发生的资产与资产的交易。

对于这三种交易发生的原因和所获得的好处,现有经济学理论都有比较明确的结论。通过第一种交易,可以获得静态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在第二类交易中,由于资产是在未来支付的,可以获得跨时比较优势,同时平滑消费。关于第三种交易,通常认为,基于实际需要(比如为贸易融资)的资产交易是好的,而纯粹的资产和资产的交易是虚拟的、不会有实质经济利益。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第三种交易对于开放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要,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纯粹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易,其目的主要是规避风险。以前经常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在应该用资产交易来代替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目前,每天外汇交易量达上万亿美元,而国际贸易一年的交易总量也就是三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交易量是国际贸易的100多倍。此外,货币交易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全球平均每天的外汇交易量2004年为1.9万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57%;全球平均每天的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2004年为1.2万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112%,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客观需求。

与经常账户开放相比,从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资本账户开放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步骤。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账户开放与很多领域进行的改革都是密切联系的。(1)为了配合2005721进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措施,比如加快对企业实行远期结售汇、银行间可以开办结售汇、掉期业务等等。改革措施非常密集。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远期结售汇市场非常冷淡,交易量非常小。(2)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服务业已非常开放,这种金融业开放必然带来资本的大量流动。如果资本账户还进行管制的话,一方面管制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也不能获得金融自由化应有的好处。(3)中国现在的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在商品和服务贸易如此开放的情况下,就必须有资产交易的开放来对冲风险。(4)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要不要推进的问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交易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在限制不住的情况下,应该适时地去推动。(5)推动对外贸易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可以获得减少企业风险、增强金融实力、铸币税收入等益处。

目前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管不住,二是没效果,三是成本非常高。短期外债是货币政策当局最应当关注的资本交易,因为短期外债的流动性非常高,可能对经济产生冲击。从2003年以来,中国短期外债增长非常迅速,该管的没有管住。注意,这些还都是官方审批同意的外债数据,这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人民币升值来的热钱,因此基于行政审批的管制是没有效率的。

既然管制的效率低下、成本上升,并且管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与其继续毫无意义的管制,不如放开。当然,资本账户开放应具备很多条件,中国现在基本都满足: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比较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贸易和财政处于盈余状态,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汇率更具弹性等等。另外,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有很大进展,除了存款利率仍然存在一个上下限,利率已经基本上市场化。这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时机。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资本账户开放初期面临的都是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那么如何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入?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很低,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因此资本多不是坏事。但是资本的构成非常重要,要引导和吸引长期资本的流入,减少短期资本的流入。比如智利型的对资本征税的政策,对资本流入总量没有影响,但是对资本构成确实有影响,它会有效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并且这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机制。

如何来评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呢?我认为,直接投资项已经非常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没有限制。对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除了一些宏观的产业指导,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极力欢迎的,只不过最近加强了对收购类型投资的管制。但是资本“走出去”的效果很不理想,比如联想、海尔、TCL等走出去后都是亏损。在证券投资方面,国内居民对外进行股权投资(比如通过QDII)管制很严,在债务证券投资方面也可以通过QDII购买,并且允许国外非居民到中国来发行债券,这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非常有帮助。我认为,对这两个子项目都可以进一步放开,比如对QDII的机构和额度审批越放开越好,另外还可以考虑在让更多的国际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最重要的是管住其他投资这一项,而这一块恰恰没有管住。

最后做一个简单评论。首先,资本账户应该采取基于市场的手段,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开放。其次原来的方针应该改变,应开放中国居民到国外投资,要避免本末倒置的改革。现在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推出一系列“走出去”的措施。但是根据“不可能三角”,如果资本账户开放,那么固定汇率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还要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此外,应该取消结售汇制度,还汇于民,而不是藏汇于民,因为外汇本来就是“民”的。我们在改革过程中非常担心风险,但事实上国有企业、国家机构是最不担心风险的,而私人是最在乎风险的。还汇于民后,人们自然会做出最好的决策。

 

卢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政策调整问题

国务院7号文件全面阐述强调了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政策方针和措施,其中第一次在中央经济方针层面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作为下阶段扩大开放和促进服务业发展重点问题提出来。我想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观察分析。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探讨

外包(outsourcing)一般指特定产品生产某个或若干工序、环节、区段转移到企业外部完成,是对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定角度表达。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对象是劳务性投入,指服务品生产过程部分流程或制造品生产中劳务流程从特定企业内部转到外部完成。如果外包的对象是属于服务业内部的一个区段、环节、流程,则属于服务外包。如果制造业的服务流程如财会管理、人事管理或者售后服务包出去,也叫服务外包。

外包的元结构是由发包方和接包方组成,至少存在两个企业;也可能是多级的发包,一级发包方发给二级发包方,二级发包方再发给三级发包方……最后可以有n个环节的外包,将全世界连成了一个网络。所以产品内分工、外包、供应链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述。国际服务外包就是服务外包元结构中的发包方和接包方是在不同国家,在业内一般被称为offshore outsourcing。这是从发包方角度来说的。如果是站在承接方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inshore outsourcing

从理论上来说,在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展中国家既有可能是接包方,也有可能是发包方。但是在现实中,考虑到比较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承接服务外包。中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的方式主要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服务外包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过去十几年兴起的当代服务外包具有全新特点。当代服务外包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外包(ITOs),另一类是商务流程外包(BPOs),就是把制造业里面原来不能包出去的部分也包出去,把原来不可贸易的部分变成可贸易的。

当代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

从经济分析思路考察,外包或服务外包兴起,归根到底是成本和利益相对比较力量推动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设想一个完全内置式生产系统转变为一个高度外包型生产系统,这一转型过程会使采取这一策略的企业获取新增利益,同时也要支付额外成本。给定技术、制度等外生性因素,利益和成本比较决定外包或产品内分工理论意义上平衡点。技术和制度等外生条件改变,则会推动利益和成本相对平衡位置向有利或不利于外包扩大方向转变。

服务外包的潜在利益来源包括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经验经济效应、结构“瘦身”效应等等。通过外包也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这类成本主要包括信息交流成本、人员旅行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信息外泄对方要挟等风险成本和协调跨境经济活动制度性成本。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外包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信息技术革命降低信息传递成本;航空技术进步降低商务旅行成本;WTO规则和各国政策走向开放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市场竞争程度提升对企业通过外包提高效率产生更大推动作用。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和原因

虽然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取得初步成绩,然而与一些国家经验比较,或者与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水平比较,总体上来看我们在这一领域目前处于相对落后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转变有可能面临在正在兴起的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规模来看,2005年我国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加上流程外包约为20亿美元,只有加工贸易盈余百分之一,不到印度十分之一,也落后于爱尔兰、菲律宾等国。从承接外包内容构成看,主要集中在和制造业强项相联系的软件和IT服务外包方面,在潜力更大的商务流程外包方面只有少数比较成功案例。从市场结构看,主要从日本接单,在欧美等全球主流服务外包市场虽有个别成功案例,然而尚未全面进入和打开局面。企业平均规模较小和相对竞争力较低。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存在问题背后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我国与印度等国比较,在适合服务外包人力资源条件、特别是具有熟练英语能力人才方面存在不足,对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另外我国制造业开放发展较快,对人才和资源吸引在客观上也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不利影响。然而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对国际服务外包在一段时期重视不够,有关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准入和鼓励政策、针对性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缺乏切实有效措施,也是这一领域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促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服务和软件外包正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强劲,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对软件和服务外包提出了更迫切要求;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发展服务业,明确提出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针。应当利用这一时机,通过综合政策调整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对此提出十条政策建议。

一是从开放经济发展全局层面认识承接服务外包重要意义。二是比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类似政策,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企业实行大力度优惠政策,包括实行流转税零税率原则,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等。三是放宽服务外包领域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门槛,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列入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目录。四是进一步完善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五是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关键环节如人员培训、CMM5资质认证等提供必要资助。六是在有关部门指导帮助下,建立真正由业内企业主导和管理的服务外包行业协会。七是进一步改革电信体制,规范电信垄断企业行为,通过降低电信资费缓解我国企业在这个成本项目上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八是鼓励大学和职业学校大力培养不同层次既懂软件又具备语言能力的人才。九是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和财力比较充裕条件,通过在英语师资方面实行“请进来”和“送出去”方法,切实改进我国普通中小学英语教育水平。十是加强和改进对软件信息服务以及流程服务外包统计。

 

(董兵兵、谢亚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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